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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暴力逃離傳銷案件的研究

時間:2020-02-18 來源:經濟研究導刊 作者:李莞萍 本文字數:4438字

  摘    要: 在非法傳銷中,逃離傳銷窩點的是被害者合法的救濟方式。如果采取傷害乃至故意殺人的行為暴力逃離,則會演變為傷害案或殺人案。基于某暴力逃離傳銷案,其中姜某超出共同犯罪的故意殺人行為是共同犯罪的實行過限行為予以確認。案發后,四人的報警行為可以認定為自首可進行減輕或從輕處罰。以案件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進行司法認定分析。同時,結合當下傳銷多發的特點,提出逃離傳銷的合法建議以及違法后的補救措施。

  關鍵詞: 逃離傳銷; 共同犯罪; 主從犯; 實行過限;

  Abstract: In the illegal MLM,it is the legal remedy way for the victims to escape mlm.If an act of injury or even intentional homicide is taken to flee violently,it can turn into an injury or homicide.This paper selects is the violent escape from mlm case,in which Jiang a more than common crime intentional homicide behavior is the common crim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cessive behavior to confirm.After the case,the alarm behavior of the four persons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surrendered to be reduced or light punishment.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facts of the case,taking the law as the criterion,and carrying out judicial determination analysis.At the same time,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MLM,put forward the legal proposal to escape MLM and the remedial measures after breaking the law.

  Keyword: escape from MLM; co-offence; master accomplice; over-imposed limits;

  一、案件簡介

  (一)案件事實

  2016年11月,涉案四名犯罪嫌疑人姜小星、徐云權、劉飄及其覃某,欲采取奪取看管者被害人姚兵大門鑰匙的方式逃離傳銷窩點,并提前計劃分工,徐云權提議采取用刀威脅手段逼迫受害人,但并未有傷害故意。但被告人姜小星表示“實在不行就同歸于盡”,顯然被告人姜小星有預料到進行傷害或致死的故意。在實施計劃中,姜小星負責控制被害人,劉飄負責搜鑰匙,覃某負責看管其他人。同時,被告人姜小星藏匿菜刀準備用于控制被害人后進行威脅,姜小星在奪取鑰匙中,逼迫未果,遭遇被害人姚兵反抗,姜小星“擊砍被害人姚兵頭部”,后搶奪到鑰匙,被告人徐云權聽到后進行制止,被告人姜小星“擔心被害人會向傳銷窩點主任告發,產生了殺人滅口的念頭”。進而,“又持菜刀追到女寢室繼續擊砍被害人姚兵頭部、頸部,致被害人姚兵死亡”,最終導致被害人姚兵死亡。

  (二)爭議焦點

  其一,關于徐云權、劉飄、覃某、姜小星是否構成共同犯罪,以及主從犯關系的問題;其二,關于徐云權、劉飄、覃某、姜小星分別構成故意殺人罪還是故意傷害罪,以及是否有減輕、從輕的處罰情節的問題。

  二、案件評析

  (一)關于案件爭議“焦點1”的分析

  1. 四人共謀至少有達成一致的傷害故意。

  基于四要件說,對此加以分析。涉案的徐云權、劉飄、覃某三人,主體是三位自然人,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主觀目的是:“欲逃離傳銷窩點”而采取的自我救濟方式。至于侵害的客體也就是作為被害人姚兵的生命權合法權益,具體的客觀方面表現在:實施侵害的主體是被告人姜小星。此案為共同犯罪,基于以上可知,徐某等四人采用搶奪鑰匙的方式,主觀是逃離傳銷窩點,主觀上合法。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對于這種采取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為,給予公民一定的正當防衛的權利。基于對非法傳銷行為的反抗,采取自救行為,逃離傳銷組織控制。具體來看,案件細節如“姜某說過被害人姚兵反抗就拿刀嚇唬”,這個行為要具體分析。


某暴力逃離傳銷案件的研究
 

  參考正當防衛適用的防衛限度來看,此時徐某等四人并未受到生命健康的危險,有沒有必要采取“拿刀”威脅的手段呢?從案件材料可知,在傳銷窩點,被害人姚某和主任是具體的組織者。姚某是管家,真正的負責人是主任王有成。回顧案發前,徐、姜、劉、覃四人,在計劃方案中,徐云權提議使用兇器菜刀進行威脅,此時姜小星表達了實在不行同歸于盡的想法,雖然徐云權加以勸解不要將事情鬧大,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默認事件發展可能會使用菜刀威脅,乃至進行傷害的行為。同時,其他二人也未表達反對傷害結果發生的意思。從正常人的理解看來,由徐云權提議,使用菜刀,四人是一致的,是默認基礎上的同意。同時,對于是否使用菜刀傷害被害人姚兵的意見上,四人雖未有積極的故意殺人的犯罪主觀故意,但是四人在故意傷害上,徐云權、劉飄、覃某顯然是主觀并不反對,也不積極支持,乃是一種放任結果發生,但徐云權是反對事件擴大,在后續的姜小星實施傷害的過程中,也是使用手進行阻攔,所以說在主觀放任事態發生上四人有著一致的間接故意傷害目的。

  總結而言,徐云權、劉飄及其覃某三人主觀是放任傷害被害人姚某的,徐某在制止姜某對姚某的傷害過程中,自身受到砍傷,但其作為計劃的組織者,提議使用兇器,且并未反對實施傷害行為,也未避免犯罪結果的發生。雖徐某等人在逃出傳銷窩點,脫離控制后報警求助,但危害結果被害人姚兵早已死亡。至此,徐、姜、劉、覃四人精心籌備的奪取鑰匙逃跑計劃雖然實施完畢,但造成1人死亡的嚴重后果,徐、劉、覃主觀上放任,姜主觀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結果依然發生,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2. 主犯徐云權、姜小星,從犯劉飄、覃某。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條第1款認定:“組織、領導犯罪集團進行犯罪活動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故而,作為案件的組織者、計劃者被告人徐云權,在共同犯罪過程中,作為案件的組織者、計劃者,從人員分工到案件實施,起到了絕對的主要作用,應認定為主犯。雖徐云權主觀反對被害人姚兵死亡結果的發生,但并未制止傷害結果發生。在整個過程過,以計劃組織者和實施者認定為主犯,被告人姜小星藏匿刀具,實施傷害行為,乃至最后的殺人滅口行為,主觀動機卑劣,手段殘忍,應依法認定為故意傷害罪與故意殺人罪,前后一致評價為故意殺人罪。做出了直接傷害的行為,在共同犯罪中作為極為重要的一環,應認定為主犯。

  被告人劉飄、覃某在案發前未反對使用菜刀威脅乃至傷害,主觀上放任故意傷害結果發生,構成的是故意傷害罪的共同犯罪。同時,劉飄作為控制被害人姚兵的輔助人員,也未進行有效控制,對于案件危害結果發生,劉飄和覃某起到的作用較小,不具有較大的主觀傷害危害性,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較小,應認定為從犯。

  (二)關于案件爭議“焦點2”的分析

  1. 徐、劉、覃認定故意傷害罪,姜認定為故意殺人罪。

  該案是自始不知情共同犯罪類型。在共同犯罪的實施過程中,若其他實行犯對臨時起意行為從頭到尾毫不知情,表明其在主觀上對該行為并無罪過,那么該行為就屬于實行過限,由過限行為的實施者獨自承擔刑事責任。因此,姜小星臨時起意的殺人滅口行為,事先并未在四人共謀犯意中所包含,其他三人并不知情,對于被害人姚兵的死亡結果由被告人姜小星一人承擔,其他三人承擔前面的傷害犯罪結果。在實施完傷害被害人姚兵后,因擔心遭到主任打擊報復,姜小星殺人滅口,主觀動機卑劣,在人數占優勢的情況下,自身并未受到生命安全威脅,手段殘忍,砍殺人體最為脆弱的頭部和頸部、項部,最終導致被害人姚兵失血性休克死亡。依法應構成故意殺人罪,應認定如下:徐云權,故意傷害罪,主犯;姜小星,故意殺人罪,主犯;劉飄,故意傷害罪,從犯;覃某,故意傷害罪,從犯;其他事發案外人作為證人。

  2. 四人有自首情節,可以從輕減輕處罰。

  四人離開案發地后,進行報警,根據我國《刑法》第67條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但部分犯人自首后依然有判處死刑的可能。如果對自首后的犯罪嫌疑人過于普遍地從寬處罰會產生弊病,與預防犯罪的目的相悖,尤其是對社會危害大的罪名。”基于此,可認定徐、姜、劉、覃有自首環節,予以從輕、減輕處罰。

  三、共同犯罪中實行過限行為的認定

  從此案看來,被告人姜小星實施殺人滅口行為卻是臨時起意,故意殺人的目的并不在四人原先設定好的共同計劃中,同時計劃的提出者徐云權,為阻攔姜小星實施傷害用手臂阻攔受傷,進一步說明了殺人的故意四人沒有達成一致。

  同時基于常人的理解,四人當時已經獲得鑰匙并準備離開。在當時的情況下,四人也并未參與或幫助被告人姜小星實施殺人行為。雖并未阻攔,但出于被告人姜小星的臨時起意的突然性,并不能及時加以制止可以予以理解。基于此,四人仍舊在故意傷害罪,造成被害人姚兵受傷的結果下,徐、劉、覃三人承擔故意傷害罪的刑責,姜某承擔故意殺人罪,致人死亡的既遂的刑責。四人成立的是一個概括的故意傷害罪的故意,成立共同犯罪。

  姜小星作為實行犯,實施的是超過四人計劃的過限行為,對于過限行為,由被告人姜小星一人承擔法律結果。實行過限行為認定需要滿足幾個條件。第一,基于共同犯罪為前提而發生。第二,實行過限行為范圍需要超過共犯犯罪的范圍。第三,在共同犯罪的預備階段、實行階段和實行后階段即整個共同犯罪的過程中都有實行過限的可能性。第四,過限行為必須是犯罪行為,排除一般的違法行為。對實行過限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辨清各共同犯罪人實施的犯罪行為,明確各共同犯罪人對他們的犯罪行為所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而避免發生刑事責任承擔的空白或重疊。第五,實行過限的主體只能是共同犯罪人,非共同犯罪人是不可能成為實行過限主體的。第六,其主觀上必須要有罪過,且他的罪過是一種不同于共同犯罪故意的罪過,是一種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罪過。

  四、建議

  第一,窮盡公力救濟。作為公安機關,從法律監督角度看,公共安全的保護首先是作為公安機關的法定職業。當面對非法拘禁的不法侵害的時候,應通過公安、司法、政府等公共部門介入解決,或者需求第三方介入。要主動避免矛盾激化,同時也應積極履行自身應盡義務,協商解除雙方問題。

  第二,合理的自救限度。可以造成財產損害合理;對于他人身體侵害要做到限度,即使遭受暴力傷害的情況下,也應當注意盡量避免他人重傷或死亡結果的出現。但不等于無論何種情況,被拘禁者都不能進行傷害,考量正當防衛限度條款,應鼓勵當事人積極采取自救,但應采取智慧、合法、合理的方式,降低社會損失,減少社會危害性。

  第三,采取補救措施。若采取暴力傷害手段逃離,事后應積極配合司法機關,積極自首、坦白,檢舉立功線索,積極賠償、道歉,取得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諒解。如此,既降低了自身對于社會的危害性,修補社會關系,彌補被害人損失,同時也可以獲得司法機關在量刑上從輕、減輕,或免除刑法處罰的評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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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引用格式:李莞萍.暴力逃離傳銷“徐云權案”案例分析[J].經濟研究導刊,2019(36):19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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