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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小說中的鄉紳、地主形象及其歷史命運

時間:2020-06-18 來源: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本文字數:11888字
作者:盧月風 單位:廣東海洋大學文傳學院

  摘    要: 鄉紳、地主是宗法制鄉土社會的掌權者,是維系上下關系的紐帶,對鄉村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體系建構有絕對話語權,是鄉土小說人物形象譜系的重要一翼。現代鄉土書寫中的鄉紳、地主形象呈現出共性明顯、個性不足的特征,盡管他們中也會有一些思想開明、體恤民心的面影,但普遍存在著的是自私狡猾、橫行鄉里的落后性,更是導致底層農民生存苦難的淵藪,預示著鄉紳階層是鄉村新社會秩序的強大阻力,他們是革命理想主義鄉土敘事邏輯中被否定的對象。現代鄉土小說中的鄉紳、地主形象折射出鄉土社會的巨大變遷,以及鄉土傳統統治秩序在現代激烈革命中逐漸沒落的必然命運。

  關鍵詞: 現代鄉土小說; 鄉紳; 地主;

  Abstract: The squire and the landlord are the power holders of the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in the rural society, the link that maint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levels, and they have an absolute sa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political, economic,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ystem, and they are an important wing of the genealogy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local novels. Squire, the landlord's image in the modern vernacular writing presents obvious, lack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despite some of them will be open-minded, compassionate and id, but there is a cunning and selfish arbitrary unproductive, but lead to the origin of suffering, the underlying farmers survival gentry's stratum herald is the country powerful resistance to the new social order, they are revolutionary idealism in the vernacular narrative logic is no object. Through the appearance of the image of the squire and the landlord, it reflects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inevitable fate of the traditional ruling order of the countryside in the modern fierce revolution.

  Keyword: modern local novels; squire; landlord;

  現代文學走過的三十年歷程,可謂是中共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十年。在鄉土社會,鄉紳、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不同歷史時期,國家土地政策的不同,以及作家創作理念與藝術構思的差異使得鄉土小說中鄉紳、地主的形象也難以一概而論。這類形象是傳統鄉土社會“文化權威”的象征,其中鄉紳是封建倫理道德、儒家文化的衍生物,是宗族文化的傳承者、闡釋者,是傳統鄉土社會秩序的維護者。自晚清以來,西方現代文明的涌入強烈沖擊著落后的封建統治秩序,曾經堅如磐石的鄉村社會結構有所松動,鄉紳階級在農村的權威不斷減弱。而地主階級則繼續獨占鄉土社會的大量土地,并以此為資本欺壓農民,這種封建土地制度直到土地改革的完成才徹底摧毀。實際上,鄉紳與地主之間卻有著極大的歷史關聯性,鄉紳一般指向鄉土社會那部分受過教育,并有一定威望的地主群體,他們獲得社會地位的前提是封建統治結構在鄉土社會的運轉,隨著“土地革命”的完成與新政權的建立,這一封建專制的統治秩序也已不復存在。我們重回歷史現場,在鄉土小說中的鄉紳、地主形象中不難窺見鄉土社會掌權者的更迭,以及鄉土畫卷的豐富性。
 

鄉土小說中的鄉紳、地主形象及其歷史命運
 

  一、復雜多元的鄉紳形象塑造

  鄉紳,從廣義上是鄉村紳士的統稱,出現于宋代,到了明清時期憑借新的政治制度與擁有的財富參與地方權力,以特定階級身份存在,屬于鄉村社會基層權力組織的一部分,執掌鄉村權力,維系鄉土社會秩序穩定。有學者指出:“傳統中國社會存在著兩種秩序和力量:一種是‘官治’秩序或國家力量;另一種是鄉土秩序或民間力量。前者以皇權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級分明的梯形結構;后者以家族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窩狀結構’的村落自治共同體,連接這兩種秩序和力量的是鄉紳精英階層。”(1)1這里的鄉紳精英是“有文化的地主、鄉村教師、較富有的商人、受人尊敬的長者、有勢力的家族長等類型的人,他們往往是村莊中的權要人物,占有統治與支配地位,在社區公務中起主導作用”(1)2。實際上,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鄉紳始終是管理鄉村事務的主導力量,擁有“天然”的統治權威,這也是中國自古就有“皇權止于縣政”、“山高皇帝遠”的傳統使然。

  近現代以來,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鄉紳階層的統治出現了衰微,五四新文化運動旨在反傳統與思想啟蒙,把斗爭矛頭指向腐朽的封建宗法制度,而鄉紳做為封建專制文化的捍衛者,也是極力批判的對象。對于現代鄉土小說而言,無論是早期的鄉土啟蒙敘事,或是二十年代末開始的鄉土革命敘事與三、四十年代民族救亡話語背景下的鄉土戰爭敘事,亦或是以沈從文、師陀等京派作家為主的鄉土審美敘事,鄉紳一直是人物形象譜系的構成元素,以此勾勒出鄉土“權力者”勢力由強到弱的發展軌跡。五四時期,魯迅的鄉土小說不乏道德品行上劣跡斑斑的鄉紳形象,如《祝福》中的魯四老爺,《離婚》中的慰老爺、七大人,《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風波》中的趙七爺等,這些活躍在鄉土社會的“人上人”并沒有以儒家文化的“成德”與“內圣”之學體恤民心,教化民眾,而是盡顯專橫刻薄、自私貪婪、陰險狡詐等種種不堪,以此顯現出他們道德的反動性與壓迫農民的罪行,并同當時的思想啟蒙與社會批判主題相融合。其實,在國民大革命時期的南方,曾流傳著“無紳不劣,有土皆豪”的話語,雖然偏激,但至少說明了當時鄉紳劣質化已成為普遍現象。

  到了三、四十年代,沙汀、吳組緗、張天翼等作家筆下同樣出現了這種欺強凌弱的劣紳形象。沙汀幼年時期就經常跟隨舅舅穿梭于農村社會上層的士紳豪門中間,目睹了這一階級內部勾心斗角、蠅營狗茍的卑劣行徑,對之深惡痛絕。抗戰爆發后,不斷激化的民族矛盾使鄉紳階級的丑惡嘴臉再次浮現,他們勾結國民黨政權,與袍哥幫會的相互利用加深了社會現實的黑暗。沙汀認為:“將一切我所看見的新的和舊的痼疾,一切阻礙抗戰,阻礙改革的不良現象指明出來,以期喚醒大家的注意,來一個清潔運動。在整個抗戰文藝運動中,乃是一件必要的事了。”(2)3于是,他在《淘金記》《在其鄉居茶館里》等小說中分別塑造了白醬丹、刑幺吵吵、愚生先生等“偽善”的鄉紳形象。“直到現在,白醬丹白三老爺,雖然依舊存著點野心,但人們總一樣對他敬而遠之,再三回避著他。他們不僅畏忌著他本人的雙重身份——又是紳糧,又是大爺,以及他那無窮無盡的詭計;他們更擔心那一兩個擋在他面前,實際上掌握著北斗鎮命運的人物”(3)4。這句話足以說明白醬丹的品行及權威地位,他為了得到金礦開采權可以用盡計謀;《在其鄉居茶館里》的刑幺吵吵利用自己的鄉紳威望與兄長的權勢在村鎮飛揚跋扈,幫兒子逃避抓兵役;《防空》中的愚生先生到政治學校、防空協會學習知識的真正目的不是造福百姓而是為了自己的“仕途”,滿足自己的權力欲望。這些鄉紳階級,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捍衛者,他們憑借個人權威,行使著鄉村社會的實際權力,沙汀在不露聲色中展現出一幅丑陋與怪誕共生的畫卷。

  吳組緗的《一千八百擔》有力地表現了傳統鄉紳統治造成的鄉土社會危機,連續干旱的天氣致使田里莊稼籽草無收,這樣的天災使整個鄉村陷入生存困境,而義莊里存放的一千八百擔糧食成了板凳頭上的棋子,鄉紳們各自打著自己的小算盤想從中謀利。小說主要塑造了兩類鄉紳形象,老一輩鄉紳毫不例外地表現出對新事物的抗拒:義莊管事人稱“笑面虎”的柏堂深受傳統“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影響,害怕從新式學堂畢業的學生未來損害到他的經濟利益,堅決主張關閉學校,借大富戶方永清之子試用耕種機的失敗經歷嘲諷西方先進農用機械;敏齋老向叔鴻打聽自己兒子的下落,覺得要真是共產黨被抓也算是為家族除害,這種偏激的想法根源于對“革命”的決絕反對,不容許不同人生選擇的存在。青年一代的鄉紳對新事物雖沒有抵觸心理,但也不愿繼續父輩們的生活軌跡。從學堂畢業兩年回家的松齡當起了少爺,用祖宗留下的錢揮霍無度,狂熱迷戀小腳女人;在省城當教員的叔鴻在父親去世后家勢衰微,陷入一場難解的官司,但他仍沒有長久留在家鄉的打算;鄉村師范學校畢業的耀祖選擇了當工人走革命道路,與腐朽的宗法制度徹底決裂。小說通過對不同年齡、身份鄉紳形象的分析展現了該階級逐漸衰落的歷史命運,思想守舊、自私、目光狹隘的老一輩注定會被時代淘汰,而年輕一代要么墮落成紈绔子弟要么對未來另有打算。因此當村民像洪水猛獸一樣沖進祠堂搶糧時,那扇被雙喜死死堵上的門顯得何其不堪一擊,義莊的管事和區長像敬神的豬一樣被拖到龍王臺下,其他紳士慌張地朝著不同方向躲藏,龍王臺上瓦缸被摔的粉碎,“西風癩痢”曾被鄉紳們奉為脾氣最好的菩薩也被打翻在瓦礫中。其實,農民的革命暴動推翻的不僅是鄉紳們眼中神靈般的物什,更是封建宗族制度沒落的預兆。小說在寫出一個個人物性格之外,更要緊的是解剖了黑暗的封建宗法社會,指明鄉土社會的統治秩序會隨著革命戰爭的勝利發生變化,欺壓百姓的剝削者遲早會被消滅。

  除此之外,張天翼的《脊背與奶子》也較為典型,小說主要通過既是族長又是鄉紳的長太爺形象嘲諷封建族權的虛偽,他曾多次戲弄任三嫂,最后才把這一可憐的女人逼得遠走溪莊,無恥的族長命令任三把妻子捆回來以“淫奔”之罪接受族規懲罰。當任三嫂被打得渾身血流不止時,長太爺注意到的竟然是任三嫂的奶子,后來以抵債的名義強迫任三把妻子拿來抵押。任三嫂表面很順從,讓長太爺去橋頭迎接,見面后狠狠地打了這個裝模作樣的“偽君子”,然后半夜與情人逃跑。張天翼以他慣用的諷刺藝術,將“無價值的東西撕碎給人看”,達到一種“不帶感情的有力的嘲弄”效果,描摹出封建宗族制度下丑惡的魂靈,滿口仁義道德的鄉紳在族權庇護下胡作非為,欺壓弱小者滿足自己的私欲,而任三嫂沒有屈服于長太爺的淫威,以此傳達出宗族制度在鄉土社會統治力的削弱。當然,鄉土小說中類似的“土豪劣紳”形象還有很多,像蹇先艾《初秋之夜》中擁有田產與財富的前清舉人,陳涉《像樣的人》中不顧民眾死活,處處追求“像樣的人”生活方式的楊硯田等。他們是國民黨政權在鄉土社會的統治基礎,靠著祖上承傳下來的威望生活,控制地方權力,為了自身利益相互勾結,在農民面前盡顯陰冷狡詐、巧取豪奪的面影。

  上文中沙汀、吳組緗、張天翼筆下的鄉紳形象無不是丑陋、兇殘、暴戾、荒唐可笑的代名詞,從宏觀的社會學視閾來看,是因當時民族救亡的特殊語境使然,這一階層中的大部分人靠剝削勞苦大眾來積累財富,思想上固步自封對新事物抱以敵對恐懼心態,的確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反動力量。從具體文本來說,這是作家在階級論革命理想主義文學觀左右下的必然敘事邏輯,實際上,在傳統文化體系中鄉紳的聲望高低不一致,好壞也有區分,不能一概而論。因此戰時鄉土敘事中固然有“惡棍”型的鄉紳,但那些正面、善良的鄉紳形象,他們身上保留著溫文爾雅的詩教傳統底蘊,同樣有值得鄉民信賴的一面。比如王統照《山雨》中的陳莊長就是一個典型的鄉紳,但他卻不再以那種魚肉百姓,心如毒蝎的面目出現。在村子里“是一個和善廉潔的老人,所以全村的人都尊重他,并且因為得人心,他事實上是領導著一村的農民忍受任何壓迫,消弭了農民的反抗”(1)5!作品發表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研究者對該形象的評價褒貶不一,有人說現實生活中這樣善良的鄉村權力者根本不存在,是不真實的,并抹殺了當時鄉土社會激烈的階級矛盾。還有評論者指出,陳莊長形象在中國現代文學的人物畫廊里,是頗為獨特的一個。

  事實上,倘若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與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審視鄉土小說中鄉紳階層的性格特征,不難發現,在那些道德淪喪的鄉紳之外,確有少數待人真誠、關愛農民疾苦、富有正義感的正面鄉紳存在。五四時期,如彭嘉煌《今昔》中的芝大王爺痛打魚肉百姓的清鄉委員,把農民的利益置于首位。王魯彥《阿長賊骨頭》中的深波先生,面對偷竊成性的阿長沒有絲毫的袒護,當眾譴責阿長如果“不能做人,就跳河去吧”。臺靜農的《天二哥》同樣塑造了善良而又懷有慈悲之心的鄉紳吳六先生,他看到天二哥痛打弱女子小柿子時,用力拉開天二哥,解救弱小者小柿子。許杰《隱匿》中的鄉紳江峰,當傳統封建禮俗與生活習慣依然占據主流的鄉土社會時,他依然剪掉自己的辮子,且在處理外甥女彩珠因丈夫多年不歸同外人私通懷孕之事時,不是傳統的迂腐與殘酷無情,而是親自把彩珠藏匿起來待產,直面突然歸來的彩珠丈夫。這些地方鄉紳以其政治、經濟、文化優勢贏得農民推崇的同時,不忘其勸善歸過、正人心,造福一方百姓的歷史使命。

  無獨有偶,沈從文在時代大合唱中彈奏出了不一樣的旋律,執著地追求文學的獨立性與審美價值,醇厚真摯的鄉紳形象就是他理想人性構建的一部分。《邊城》中的船總順順,《長河》里的滕長順等,他們年輕時聰明能干、吃苦耐勞創下了一份不錯的家業,擁有相對富足的生活,加上樂善好施、成人之美的德行贏得鄉鄰尊敬,逐漸成為有名望的鄉紳階層。“凡地方公益事,如打清蘸,辦十地會,五月競舟和過年玩獅子龍燈,照例有人神和悅意義,他就很慷慨來作頭行人,出頭露面攤份子,自己寫的捐還必然比別人多”(1)6,這是順順的處事原則,對公益如此,對鄉親更是以寬容待之。兒子大佬的遇難間接上與老船夫有一定關系,但他并未因此心生怨恨,還在老船夫的外孫女翠翠無依無靠時施以援手。他對兒女的婚事不會強加干涉,完全遵從他們的意愿,打消了地方惡霸試圖用碾房作為嫁妝與之聯姻的念想。《長河》中橘子園主人滕長順因美好的品行深得民心。他幫助村民時慷慨、不計較個人得失,把無家可歸的“老水手”看成家人一樣對待。村里遇到大小事情他總是第一個站出來排解困難,可以說是維護鄉民利益的保護神。沈從文小說中無論是船總順順還是滕長順,他們身上都很少遺留傳統鄉紳之流的劣根性,褪去了鮮明的階級、政治意識形態的外衣。作者在敘述中也有意淡化他們富裕的經濟條件與特殊的地位,而把重心轉向他們作為“鄉下人”內心善良、真淳的面影,對人性美的歌頌達到了新的高度。沈從文說“美麗總是令人憂愁的”,大抵是因美好事物的短暫而不免憂傷,鄉紳與村民之間這種和諧融洽的關系終究還是無法抵擋現代文明、商業經濟的沖擊,當“新生活運動”“保安隊隊長”等新生事物威脅到鄉民生活,由鄉紳階級實現鄉土社會整合的傳統模式必將被新的組織體系取代。

  二、典型的地主階級形象

  在宗法制鄉土社會,鄉紳、地主都潛在地充當著地方權力者的角色,如果從歷史層面來講,鄉紳階層的實際威望隨著科舉制的廢除不可避免地凋零下去,而地主階級對自然村社的統治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在土地革命洪流中被改造,并退出歷史舞臺。比起鄉紳形象的復雜、隱晦,現代鄉土小說中的地主形象要清晰得多,而且多以農民群體的對立面出現。《人民文學辭典》對地主和惡霸是這樣定義的,“占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2)7。占有土地而坐享其成,真正勞動的農民卻沒有土地,長此以往必將滋生階級矛盾,使原本建立在血緣、地緣基礎上的“鄉里共同體”內部發生裂變,這也是地主階級在歷史上多以反面形象出現的緣由。

  帶著明顯階級色彩的地主形象進入作家視野應該是從20年代末大革命失敗之后,當時革命的對象是國民黨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集團,“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目標,無惡不作的地主在鄉土小說中的面貌愈加清晰。現代鄉土小說中的惡霸地主形象最早可追溯至華漢的《暗夜》。臺靜農《蚯蚓們》寫了饑荒年月,貧苦農民集體向地主討借貸,這些狡猾的地主當面應諾,背地卻連夜派人向縣里遞稟貼,結果第二天參與革命的農民被抓走。緊接著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與四十年代的解放區文學中頻繁出現地主形象,既迎合了時代訴求也成為作家想象鄉土的方式。列寧說:“農業生產方式和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是封建經濟的基礎,中國農民這樣或那樣受土地束縛是他們受封建剝削的根源。”(1)8農民對土地的依附性越強越能夠助長地主階級的剝削勢頭,從而涌現出一批惡霸型地主形象,愈演愈烈的階級矛盾預示著土地革命的必然性。

  學者王余杞曾提到,文學作品雖然不是新聞報道,但也須扣緊時代脈搏,盡快反映社會現實。基于此,眾多作家敏感地捕捉到了三十年代初期轟轟烈烈土地革命推動下的鄉土巨變,而革命的對象之一就是慘無人道的地主階級。蔣光慈是“最努力提倡革命文學”的作家,雖早期熱衷于寫“革命+戀愛”的知識分子題材,但鄉土社會激烈的階級矛盾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塑造了背叛地主家庭的李杰帶領農民成立農會斗爭地主的場景。同時也塑造了地主胡根富、李敬齋,鄉紳何松齋、張舉人等形象,暴露他們放印子錢,專門欺壓貧苦百姓的罪惡。茅盾把“社會剖析”的視角從城市小資產階級擴展到鄉土,他的“農村三部曲”、《水藻行》等小說在當時堪稱表現農村生活畫卷的經典,塑造了像張剝皮這樣靠蠶食農民,不勞而獲的地主形象。同茅盾創作出發點相同的還有葉紫,他突出小說的社會作用與政治傾向性,初登文壇就聲稱要“攀住時代的輪子向前進,在時代的核心中把握偉大的題材”(2)9。他的《豐收》《火》《星》等較為深刻地揭示了大革命失敗后鄉土社會尖銳的矛盾、農民凄涼的生活景象,側面控訴了何八爺、甲老爺、四公公等地主階級的罪惡,他們的貪婪、狡詐加深了鄉土苦難。除了創作初衷的相似,茅盾和葉紫都是“左聯”成員,他們重視文學突入社會現實,遵循客觀寫實的原則,把藝術的真實性與歷史的具體性相統一。他們中的大多數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就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熏陶,這一思想在俄國、日本的實踐使先進知識分子意識到階級斗爭在社會發展中的必要性,并從“人的解放”的鼓吹者成為“階級解放的信仰者和實踐者”。

  固然,鄉土小說是左翼作家文學實踐的一部分,他們在民族救亡的抗戰背景下依舊延伸著“為人生”的文學傳統,描寫“廣大群眾的數重的被壓迫和被剝削的痛苦情形,廣大的饑餓,巨大的災禍”(3)10。結合當時社會現實,造成“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痛苦”的源頭是地主的殘酷欺壓,這一階級成了作家筆下被批判被否定的對象,并從經濟剝削的角度揭示他們的反動性。一直秉承“魯迅風”創作模式的蕭紅在指出農民自身馴良、卑怯的性格導致其苦難命運的因素時,也沒有忘記揭露地主階級慘絕人寰的剝削對農民生活的影響。小說《王阿嫂之死》中如“陰毒的老鷹”一樣的張地主,他的兇狠造成了一個完整家庭的破碎。先是王大哥被張地主燒死,極度悲傷的王阿嫂在休息時同樣遭遇張地主的暴力致死。一個張大嫂死去了,還有無數相同命運的農民正在遭受蹂躪,不幸與悲劇不會停止。《橋》中雖沒有直接出現地主形象,但我們從中依然能夠窺見整個地主階級壓迫民眾的丑惡嘴臉。可以這樣說,每一個正在遭受不幸蹂躪的農民背后或多或少都站著一個面目可憎的地主,他們的專橫與惡霸行徑無形中加重了農民的生存掙扎

  老三爺(戴平萬的《山中》)、王老爺(徐盈《旱》)、鄭老板、李老板、財寶(夏征農《禾場上》《春天的故事》)、趙太爺、舜四爺、歸松二爺、九頭鳥(蔣牧良的《旱》《報仇》《干塘》《三七租》),地主惡霸九爺、三太爺(張天翼的《笑》《三太爺和桂生》),陳浩然(丘東平《火災》)等,這些地主形象同樣無惡不作,想在民族戰爭中趁機大發國難財的有之,與反動政權沆瀣一氣草菅人命的有之,提高農民租種田地成本并逼迫繳納名目繁多賦稅的有之,如果這些地主形象多與自然災害、經濟剝削、階級壓迫等內容密切相聯的話,那么艾蕪、王西彥筆下的地主形象就更貼近民族革命戰爭的時代背景。

  艾蕪的創作從早年以邊地流浪經歷為背景的《南行記》到后來具有時代性、革命性的鄉土書寫,字里行間無不傾注著對社會下層民眾的熱情。他的鄉土小說以自己熟悉的風俗民情為基礎并進一步深化,既吸收五四文學精髓,又自覺接受革命戰爭時期文藝思想的熏染。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苦難中覺醒掙扎的農民群像讓我們看到了戰時大后方的現狀,但在民族危難之時剝削農民、極力鉆營的反面地主形象更是了解現實農村生存處境的一扇窗。《荒地》中刻畫了地主刑太爺,他不僅占有村莊遠近幾十里所有荒地,還以減免兩年地租的形式換得佃戶兒子替二少爺當兵,這何嘗不是地主欺壓農民的策略。《信》中的蒲隆興老爺是一個蠻橫、粗暴的惡霸形象,太太、傭人完全要依順他的脾氣行事,還把政府向他索要的樂捐轉嫁到佃戶頭上。《豐饒的原野》塑造了地主汪二爺、易老喜、馮七爺等形象,邵安娃是汪二爺家里的長工,因性格的懦弱沒少受欺壓,老實本分的農民邵安娃遭易老喜毒打而又被汪二爺解雇,無奈地回家后發現老婆被馮七爺霸占,忍無可忍的邵安娃跳河自殺,可以說這場悲劇是失去人性的地主共同作孽的結局。無論是從正面還是側面烘托地主階級的猙獰面目,艾蕪都盡量從人物的動作、言語、心理活動等角度揭示反面人物齷齪不堪的靈魂,避免落入人物形象臉譜化的窠臼。

  王西彥的鄉土小說在文風上與艾蕪有頗多相似。當民族救亡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時,他主動迎合時代訴求,鄉土小說創作也漸趨成熟,作品中的地主形象同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王西彥早年的農村生活經歷為他的鄉土敘事奠定了堅實基礎,作品中無論是對水深火熱中農民的同情還是對剝削階級的深惡痛絕都浸潤著深厚的生命體驗。人們常常注意到他筆下經濟上受壓迫、精神上被落后封建思想毒害的農民形象系列,而相對忽略了地主階級在戰火硝煙中的矯揉造作與浮夸。《死在擔架上的擔架兵》描述了戰亂中的鄉間怎樣成為鄉村地主階級的“樂土”,他們揮舞著手杖耀武揚威地命令農民執行修路任務,致使無數農田毀于一旦。地主的獨子強奸了雇農李娃娃的童養媳,為了長期占有而把李娃娃送到野戰醫院做擔架兵,結果李娃娃在一場空襲中不幸犧牲;《福元佬和他戴白帽子的牛》中既是地主又是保長的楊七月為非作歹,男盜女娼之事無所顧忌,抗戰時期替日本兵收購耕牛使農民失去勞動助手;《刀俎上》同樣寫了戰爭年代抽丁的規定對于地主階級如一紙空文,當他們熱鬧地喝著滿月酒慶祝新生命的誕生之時,貧苦農民榮林爺被逼交納“緩役費”,無奈之下凄涼地在自家的牛欄上吊而亡。這樣的現實恰好印證了王西彥《隔膜》中的母子對話,根生問母親為什么哥哥去前線打鬼子而有錢人就可以不去,母親無奈地說了句“打鬼子說是窮人的事哩”,言語間透露出鄉土社會兵役制度的黑暗、不能見日的抽丁內幕。盡管當時的《兵役法》有“三平”原則規定,而實際上貧富貴賤之間根本不平等,“官紳富豪子弟多不服役,他們憑借錢勢千方百計躲避兵役,比如,偽造證明文件,當勤務兵特務隊,勾串賄賂辦理兵役人員、保甲長、檢察體格的軍醫等”(1)11。像上文中提到的那些有錢有權的地主獨子、保長都可列入逃避兵役之列,他們在民族災難面前仍不忘個人享樂,遇到危險就逃到更安全的地方,到最后在戰場上與敵人拼殺的更多的是根生哥哥這樣貧窮的農民,并成為社會解放的中堅力量,不過反動的地主階級在農民的集體斗爭中遲早會走向窮途末路。

  整體上看,無論是蔣光慈、茅盾、蕭紅、葉紫等作家在“土地革命敘事”視閾下的地主形象,還是艾蕪、王西彥等人在“民族救亡”視閾下對地主形象的型塑,剝削、壓榨、貪婪……,可謂是他們的普遍特征。但在抗日戰爭時期,隨著民族矛盾的愈演愈烈,地主階級形象譜系中偶有出現一些“大時代”背景下民族意識覺醒,變得開明起來,與農民聯合起來對抗侵略者,富有正義的面影。相關作品如淪陷區作家李輝英的《松花江上》,程造之的《地下》,谷斯范《太湖游擊隊》等。《松花江上》塑造了王德仁、施大先生等地主階級群像,他們最初恪守著一套腐朽的封建思維,不理解青年農民的抗日活動,王中潘號召村里的地主繳納小米供給前線的戰士遭到激烈反對,他們認為這是“太歲頭上動土”的事,年輕一輩應該到田地里干活而不是拿槍造反。在親眼看到義勇軍不顧一切地幫助村民防御洪水、收割莊稼時,地主們逐漸醒悟,尤其是施光烈死于敵手更是激怒了一向頑固的父親施先生,他與王德仁都加入了義勇軍,開始了光榮的“造反”。《地下》中的地主兼鎮長龐學潛,當槍聲在大旺鎮響起時,他一心想著怎樣鎮壓村民的反抗情緒,為了保住生命與財產寧愿屈辱地尋求和平。當看到艱難地在血水、煙火、彈雨中掙扎的民眾,他的思想開始轉變,支持兒子救助難民并把他們組織訓練起來的提議,懊惱自己以前對劉隆山、羅三這些抗日英雄的誤解,號召大家不能掮搶的去耕作,身體強壯的上戰場與敵軍拼殺。《太湖游擊隊》除了軍官,還塑造了一個員外式的地主羅三爺形象,他在思想上雖支持抗日但卻不知道如何行動,只是知道不與鎮上的偽組織維持交往,在經歷了一場官司后自覺加入“太湖游擊隊”,留下了舊小說中綠林好漢的影子。如果殘戾地欺壓貧苦民眾,助紂為虐,強取豪奪的地主形象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土地革命與階級斗爭的需要,是作家革命理想主義敘事路徑下的產物,那么民族戰爭視閾下零星的開明地主形象或有社會現實依據,更多凸顯的是同仇敵愾御敵的民族凝聚力,同時又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個立體、豐滿的地主形象。

  三、鄉紳、地主階級的歷史命運

  從社會發展規律來看,鄉紳階級盡管對傳統鄉土社會秩序的穩定功不可沒,那些富有民族正義感,心存良知的正面地主形象也會偶爾出現,但他們終將退出歷史舞臺,沒落的命運將不可逆轉。師陀的《無望村館主》《三個小人物》《劉爺列傳》等小說生動地呈現出曾經“人上人”的地主、鄉紳在揮金如土、無限度地欺壓弱者之后的凄慘命運,陳世德以父輩留下的財產稱霸一方、昏庸無道的結局是徹底喪失家園淪為卑賤的乞丐;胡鳳梧“在性格上,承襲了光榮和不光榮的列祖列宗的一切特點,虛妄、忌刻、驕傲、自大”,窮奢極欲的生活到第四年就因家境衰敗而破產,他母親的生活不得不靠女兒做妓女維持;小六爺繼承了三百畝的遺產,結婚后背叛妻子在城里買了一個女人,過起了喝酒、賭博、昏庸的生活,最后變賣遺產落魄地像乞丐一樣活著。這些地主少爺的命運可悲可嘆更可恨,“大部分有錢人的少爺,他們自己曾經被嬌寵過,羨慕過,贊嘆過,他們全是沒有希望,沒有出息,假使他們的父親根本沒有田產,甚至沒有一間屬于自己的小屋,他們的境況決不會比現在更壞”(1)12,這是不可避免的命運悲劇。他們的生命沉浮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隨著民主革命力量的壯大,“土改”運動的展開,農民由被壓迫的弱小者到翻身做主的角色轉變,標志著鄉村宗法制度的分崩離析,鄉紳、地主階級曾發揮的社會功能也被新的鄉村干部所取代,尤其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農村合作社、高級社、人民公社等形式更是泯滅了傳統鄉土社會產生鄉紳階級的土壤。

  隨著抗戰的勝利,民族解放戰爭的序幕拉開了,而延續二十年代末“經典土地革命”的鄉土書寫范式重新得到重視。趙樹理《李家莊的變遷》以龍王廟前批斗地主豪紳的訴訟會開始,描述了鄉土社會封建統治勢力的覆滅,《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分別截取農村生活不同的橫截面揭示新政權領導下底層農民與封建舊勢力斗爭的勝利,告別了地主包攬村政,任意欺壓農民的歷史;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以華北農村的土地革命為背景,展現了農民從地主手中奪回本該屬于他們的果園的斗爭過程;周立波《暴風驟雨》中的惡霸地主韓老六,有地有房有財寶,甚至身上背負著27條人命,駐村工作組同韓老六經過三次周旋后取得了成功,但也說明了土改運動的復雜與曲折。毋庸置疑的是,地主階級在鄉土社會的統治權威已日薄西山,取而代之的將是新的民主政權。盡管地主形象存有類型化、平面化的弊病,但這也是特殊歷史時期對文學內容潛在規約的體現,多圍繞“被肆意壓迫欺凌的弱者在外來新政權強大力量的支持下除霸復仇的”故事,其敘事動因除了某些社會現實依據外,還有動員農民群眾同地主階級作斗爭,消滅不合理生產關系的歷史需求。盡管像錢文貴(《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閻恒元(《李有才板話》)等地主有了更加自覺的階級意識,為了延續自己的傳統勢力,更加瘋狂、殘忍地剝削農民,但隨著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他們的掙扎終究無法改變崩潰滅亡的命運。新中國成立后,隨著這場運動的結束,預示著幾千年來鄉土社會封建土地制度的變革,消滅了地主階級壓迫農民的歷史。在當代鄉土文學發展中,涌現出陳忠實的《白鹿原》,劉震云的《故鄉天下黃花》,張煒的《古船》,莫言的《生死疲勞》等新歷史主義視角下的地主形象,但已走出傳統“階級斗爭”為綱的敘事模式,而是消解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多用游戲、調侃的方式建構其性格更為飽滿的地主形象。

  有學者曾說,歷史事實是凝固的,而對它的闡釋是無止境的。我們很難考究歷史中鄉紳、地主形象的真實面目,現代鄉土小說中的這類形象至少映射出不同時期社會生活的流變與動向。盡管鄉紳、地主這一系列人物在鄉土小說中多以反面形象出現,丑陋、“吃人”幾乎是他們的本質特征,但仍是人物形象譜系的構成部分,從中可以折射出民主革命、民族戰爭的曲折,農民從被壓迫到翻身做主的生命歷程,同時也反映了傳統鄉土社會統治秩序的更迭,歷史前進的必然趨勢與規律。

  注釋

  1Vivienne Shu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Californi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5
  2(1)梁桂萍:《華北鄉村民眾視野里的社會分層及其變動(1901-949)》,博士學位論文,南開大學歷史系,2007年,第53頁。
  3(2)黃曼君:《沙汀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第108頁。
  4(3)沙汀:《淘金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1962年,第15頁。
  5(1)王統照:《山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第34頁。
  6(1)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3頁。
  7(2)陳北鷗:《人民學習辭典》,上海:廣益書局,1952年,第133頁。
  8(1)列寧:《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6頁。
  9(2)葉紫:《從龐雜的文壇說到我們的刊物》,《無名文藝》,1933(1)。
  10(3)《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一九三一年十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文學導報》1931年1月8日。
  11(1)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與<中國農民負擔史>編委會聯合編寫:《中國農民負擔史》第2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第434頁。
  12(1)師陀:《師陀全集》第1卷,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95頁。

  原文出處:盧月風.論現代鄉土小說中的鄉紳、地主形象[J].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3):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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