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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中“和平目的”的形成及其相關規定

時間:2020-07-07 來源:學習與探索 本文字數:13088字
作者:劉冰玉,馮翀 單位: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

  摘    要: 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對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至關重要。《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88條規定“公海應只用于和平目的”,“和平目的”的含義就是“以和平的目的使用”。目前,理論界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的“和平目的”主要有三種理解,尚未達成一致意見,從而導致了國際法主體對于理解“和平目的”的分歧,并在實踐中造成地區局勢的緊張。考慮到不同語言文本的用語以及相關國際法文件中對“和平目的”的解釋,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公海應只用于和平目的”的軍事活動應包含兩類:一類為《聯合國憲章》體制下的軍事活動;另一類為其他的海上軍事活動,并需要考慮軍事行動的目的。通過對“和平目的”進行條約解釋,并對符合“和平目的”的軍事活動進行確認,可為中國海軍在公海進行遠洋訓練提供國際法依據,從而更好地維護我國在公海的合法權益。

  關鍵詞: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和平目的”; 公海; 軍事活動;

  近年來,隨著我國軍事實力的增強,出港前往公海進行例行訓練成為我國海軍的平常訓練科目。然而,總有部分國家對我國在公海軍演的行為進行干預或過度關注。典型事件如2013年10—11月,中國海軍曾赴西太平洋公海進行軍事訓練和實彈射擊,日本海上自衛隊無視中方反復勸阻,強行闖入演習區并對中國海軍進行跟蹤、偵察和監視。12014年2月,中國海軍軍艦在澳大利亞以北的公海舉行演習時也遭到監視,并被當地主流媒體認為我國該軍事演習行為具有明顯的挑釁意味。2從上述事件可以看出,國際社會對軍事活動和平利用公海法律問題存在認識上的差別。此種差別可能導致未來潛在的軍事沖突,危及公海和平秩序。《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88條雖然規定了“公海應只用于和平目的”,但并未明確哪些行為屬于和平目的。在公海進行各種軍事活動已經成為了普遍行為,探討公海的和平目的意義以及哪些軍事行動是符合“和平目的”兼具理論與實踐價值。

  《公約》中“公海應只用于和平目的”的規定,其目的是為了建立新的海洋法律秩序,進而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1]。然而,縱觀《公約》全文,在此問題上存在以下三個主要爭議:第一,《公約》的不同語言文本中“和平目的”的表述并不一致;第二,《公約》并未解釋“和平目的”的含義;第三,對哪些公海上的軍事活動符合“和平目的”,《公約》中也未作出明確規定。對“和平目的”的表述不清可能直接導致一些國家在公海上進行并不符合《公約》中“和平目的”的軍事活動,對本應承擔的《公約》義務進行規避。目前國內和國際學者對該問題的分析多集中于專屬經濟區的軍事活動以及在公海進行相關的海洋科學或者核試驗內容,尚未涉及有關在公海進行符合“和平目的”軍事活動的相關內容。為彌補上述研究空白,本文將分析《公約》不同語言文本的用語,明確“和平目的”的含義;隨后進一步解析《公約》的準備工作及締約的情況,以及與“公海應只用于和平目的”相關的國際法文件中關于“和平目的”的規定,深化對《公約》第88條下的“和平目的”的理解;最后結合上述論證探究符合該條的軍事行動,從而對“公海應只用于和平目的”進行界定。對“和平目的”進行條約解釋明確其內涵,對符合和平目的的軍事活動進行確認,有利于減少公海軍事活動中各國的軍事摩擦,促進世界海洋秩序的和平與穩定,維護我國海洋權益,為我國建設海洋強國提供理論和實踐支持。

  一、《公約》各語言文本中“和平目的”的表述

  (一)《公約》中的表述不一致

  中文文本《公約》第88條的表述是“公海應只用于和平目的”。該條的英文版本表述是“The high seas shall be reserved for peaceful purposes”,可見中文的“和平目的”對應英文的“peaceful purposes”。
 

《公約》中“和平目的”的形成及其相關規定
 

  而在《公約》的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中,“和平目的”對應為“fins pacifiques”和“fines pacíficos”。僅從第88條看,四種同樣效力的作準文本貌似表述一致,但在分析《公約》其他條文下的“和平目的”時卻出現如下現象:首先,《公約》序言第四段提及“以便利國際交通和促進海洋的和平用途”,該處中文表述為“和平用途”,與第88條中“和平目的”的表述從字面上看并不一致。四種作準文本中,中文、英文(peaceful uses)、法文(utilisations pacifiques)文本均表述為“和平用途”,而西班牙文的表述為“fines pacíficos”。其次,《公約》第301條是對“海洋的和平用途”進行的規定,中文、英文(peaceful uses)版本表述為“和平用途”,但法文(fins pacifiques)和西班牙文(fines pacíficos)卻表述為“和平目的”。這兩個條文在語言表述上與《公約》第88條均有差異,但迄今為止,并未有任何的國際法院案例或學術成果對“和平目的”的不同表述進行解釋或研究。

  從上述兩個條文可以歸納出兩個爭議點:一是“和平目的”在《公約》中的含義是什么?二是《公約》中的“和平目的”與“和平用途”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兩者關乎對“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的正確解讀,也關乎實踐中各國在公海進行各種軍事活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與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息息相關。

  (二)《公約》中“和平目的”的含義

  以眾多語言文本作為作準文本效力相同的國際法律文件為數眾多,但大多并不會產生上述的問題,這是因為:一方面,大多可以通過對照其他作準文本解決;另一方面,《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79條“條約約文或正式副本錯誤之更正”中也規定了國際法文件出現不一致情況時的解決方法。海洋法爭端解決分庭(The Seabed Disputes Chamber)曾于2011年做出的咨詢意見涉及《公約》不同語言文本用詞出現不一致現象的解釋(Meaning of the key word),其通過比較不同語言的作準文本分析了“responsibility”的含義,但由于該案文本較為簡單,在經過簡單比對后法庭就得出了結論。可見,國際法機構對于分析不同文本進行條約解釋工作也沒有更多的實踐。

  在分析“和平目的”問題上,既需要結合以往條約解釋規則的具體思路,也需要對《公約》進行整體的把握,特別是《公約》第33條有關以兩種以上文字認證之條約之解釋的第四款的內容。以下僅根據《公約》中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進行深入分析。

  首先,根據上文闡述,“和平目的”一詞在《公約》第88條的表述為一般理解上的“和平目的(peaceful purposes,fins pacifiques,fines pacíficos)”,《公約》序言第四段和《公約》第301條的表述不一致,主要集中在“和平目的”和“和平使用”上。其次,從語言學上看,“和平目的”在英文中對應的詞為“peaceful purposes”,在法語上對應的詞為“fins pacifiques”,在西班牙文對應的詞為“fines pacíficos”,四種語言在此處表述與其內涵一致。同樣,“和平使用”一詞對應的相應為“peaceful uses”“utilisations pacifiques”和“utilización pacíficos”。從這兩個詞語的解釋上看,“目的(purpose)”既指“一種旨在或指導計劃采取的行動的預期”,又指“東西的用途(used for)”;而“使用(use)”是指“讓其工作或受雇于特定用途或其固有或自然的目的(purpose)”。雖然從字面上理解前者更傾向于最終的目標、而后者更傾向于一種方式,但從上述解釋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兩者具有一定的內在聯系。“目的”要靠具體的“使用”去體現,而“使用”本身的性質要靠“目的”去證明,識別一個行動是否符合“和平目的”,不能簡單地從其“使用”方式去看。由此可見,《公約》認為兩者是一個整體且所想表述的內涵相同,所用語言文本出現差錯的可能性由此被排除。

  但是,為何在不同的文本中運用不同的表述?首先,從《公約》序言第四段表述看,“以便利國際交通和促進海洋的和平用途”,此處的表述明顯與《公約》第301條“海洋的和平使用”表述相似,除西班牙文版本使用不一致外,其他版本均指向“和平使用”。而再看《公約》第301條的表述,雖然法語、西班牙語文本用的是“peaceful purposes”,但其均是被“海洋使用(Utilisation des mers,Utilización del mar)”所修飾。因此,雖然兩者使用的是和平目的,但卻又被“海洋的使用”所限定。

  綜上所述,需要對“和平目的”和“和平使用”進行綜合解釋。首先,兩者字面上并不完全相同,各有側重,但在《公約》中可以替換使用;其次,《公約》中出現不一致狀況的原因雖然無從得知,但經過解釋后并不影響公約適用;最后,“和平目的”在《公約》中的含義是“以和平的目的使用”,特指使用方式的目的是和平的。經過分析發現,雖然不同作準文本用語不一致現象并不會必然導致國際條約的解釋問題,但并不能排除在一些不同語言作準文本不一致的情況下會出現條約解釋問題[2]。上述分析可為今后出現條約解釋類似情況提供合理經驗,并為條約解釋方式提供有益補充和借鑒。

  二、《公約》中“和平目的”的形成過程

  (一)對“和平目的”的三種理解

  迄今為止,對《公約》中“和平目的”的理解主要有三種:(1)“非軍事化(non-military)”,指禁止一切軍事活動,這種理解認為一切軍事活動都是不符合“和平目的”的;(2)“非侵略化(non-aggressive)”,指禁止一切以侵略3為目的的軍事活動,并不禁止其他非侵略目的的軍事活動;(3)“與《聯合國憲章》(以下簡稱為《憲章》)和其他承擔的國際法義務相一致(according to UN Charter and oblig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指軍事活動既要符合《憲章》的規定,同時還要符合該國承擔的其他國際法義務。

  對于前兩種解釋并不難理解,而第三種解釋則首先應從《憲章》入手確定合法的軍事活動。《憲章》規定的合法軍事活動指“一個原則兩個例外”[3]:一個原則是指《憲章》第2條第4項規定的“禁止在國際關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原則,兩個例外是指《憲章》第51條規定的“自衛權”以及第42條、第53條規定的“聯合國所采取的或授權采取的武力行動”。這種理解可以總結為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軍事行動和受害國的自衛權,除此之外,在其他國際關系領域禁止使用武力及武力威脅。此外,考慮到相關國家可能承擔其他的國際法義務,應根據《公約》締約國各國的具體情形分析。例如,一般認為中立國不能參加《憲章》中的集體安全體制[4]。

  對于這三種理解,均有學者贊同,《公約》中也并未說明采用何種理解。由此,需要進一步回顧《公約》產生過程中對“和平目的”的討論。

  (二)對“和平目的”的討論歷程

  對“和平目的”的第一次討論可追溯到1958年第一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會議對《日內瓦公海公約》第2條關于公海自由和“非軍事化”進行討論。蘇聯聯合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提出公海應完全“非軍事化”,禁止一切海軍演習,并認為這種方式侵害了其他國家的公海自由。但該觀點被英美等國家否定[5]。此后,為禁止在公海上進行核爆炸實驗,蘇聯又聯合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南斯拉夫再次提出上述提議,但由于當時英國正進行氫彈實驗所以提議又被否決。為尋求妥協方案,英國聯合愛爾蘭提出在公海進行的一切活動都要尊重所有國家的海上自由[6]。此提議暫時平息了有關國家關于公海用途的時間空間問題,但也為以后理解“和平目的”出現分歧埋下了伏筆。

  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第三期會議的“非正式協商案文”(Le Texte de Négociation Officieux)中又專門針對公海的“和平目的”問題進行了討論。與會方最初草擬的《公約》文本將討論的第88條放在了第74條,其表述為“公海對無論沿海或不沿海的所有國家開放而且其應只用于和平目的”。4但也未對“和平目的”做出更為明確的解釋。在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第四期會議期間,為防止發達國家對該條款進行濫用,廣大發展中國家提出將“和平目的”理解為“非軍事化”。然而,出于對自身實力及利益的考慮,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則認為這里的“和平目的”只要與《憲章》及國際法的原則很好地兼容即可,并非排除所有軍事活動。發達國家試圖通過一種排除性的理解方式模糊地運用《憲章》和國際法原則進行限制,這被視為是對“和平目的”第三種理解的最初表述。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第八期會議期間的“非正式協商案文”正式提到了“非軍事化”和“非侵略化”的問題,討論中認為如將“和平目的”理解為“非軍事化”,則即使是軍艦的航行也會被禁止,這種做法過于絕對;但如理解為“非侵略化”,則公海可以從法律上被用于進行許多軍事活動,只要這些活動具有非侵略性質即可。5最終,該期會議的“非正式協商案文”中對“和平目的”的理解是“非侵略化”。

  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局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地區緊張局勢得到緩解,發生在海洋上的大規模嚴重的對峙事件大量減少,這在客觀上降低了對《公約》中“和平目的”明確理解并形成一致意見的必然要求。然而,隨著21世紀各國在海洋進行各種軍事活動的增多,海洋摩擦也再次增多,對“和平目的”進行正確理解再次成為關注的問題。《公約》文本雖然未明確哪些是符合和平目的的軍事活動,但是結合實踐可以發現,“和平目的”是“非軍事化”的理解已不合時宜。由此,對于“和平目的”的理解的爭議主要集中在第二種和第三種。

  鑒于以往的國際海洋法案例并未直接涉及有關在公海上符合“和平目的”的軍事活動的相關內容,下文則試圖通過對相關國際法文件中關于“和平目的”內容、立法背景以及協商過程的整理和分析,為公海上的軍事活動符合“和平目的”的定義和分析提供借鑒和參考。

  三、與“公海應只用于和平目的”相關的國際法文件對“和平目的”的規定

  除《公約》外,一些國際法文件也曾規定過“和平目的”,此處選取《南極條約》《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條約》和《塔林手冊2.0》進行分析。《南極條約》《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條約》(以下簡稱《海床條約》)均與《公約》有關,其中關于“和平目的”討論也與《公約》處于同一個時期。限于科技水平的發展,南極和國際海底區域制度的構建晚于公海,基本集中在20世紀中早期至20世紀中期。南極和國際海底區域當時尚未被開發,對各國而言具有極大的戰略意義,是各國角力的重點。在冷戰背景下,如何對其進行合理開發而又不增加地區緊張局勢,就要求對南極和國際海底區域的軍事活動進行更嚴格的限制。而《塔林手冊2.0》作為北約網絡合作防御卓越中心編纂的最新網絡戰指南,針對和平時期的網絡行動,也包括了海上網絡行動的相關規則,不僅代表了西方軍事實務界對于“和平目的”的最新理解,也體現了未來“和平目的”下網絡行動的發展方向。

  (一)《南極條約》

  1959年的《南極條約》規定:“南極洲應僅用于和平目的。在南極洲,應特別禁止任何軍事性措施,如建立軍事基地和設防工事,舉行軍事演習,以及試驗任何類型的武器”;“本條約不阻止為科學研究或任何其他和平目的而使用軍事人員或設備。” 這是對“和平目的”的直接描述。該條文中的 “和平目的”雖然禁止一切軍事活動,但卻在第二款排除了科學研究及其他方式以“和平目的”使用軍事人員和設備。《南極條約》第5條還規定“禁止在該地區進行核爆炸和在該區域處置放射性塵埃”,即禁止在南極進行核試驗和核處理工作。

  從《南極條約》的條文可以看出,其對“和平目的”的理解更傾向于完全“非軍事化”。但考慮到公約制定時的科技條件,若不動用軍事力量很難在南極進行活動,因而才規定了軍事人員和設備的例外情況。在南極洲禁止建立軍事基地,甚至防御性的工事,也禁止進行一切形式的軍事演習以及軍事實驗。從這個角度而言,南極地區的“軍事化”僅限于“軍事人員和設備”參與 “和平目的”的活動。與其他的公約相比,《南極條約》很清晰地亮明“非軍事化”的觀點,同時又列舉了軍事人員或設備可以參與的情況,因而其對“和平目的”的理解也被認為最具權威性。6此外,該公約中規定的南極洲范圍是南緯60度的區域,包含《公約》中的“公海”。因此,若《公約》的“和平目的”并不是完全的“非軍事化”,而《南極條約》又是“非軍事化”,兩者就會產生沖突。7

  (二)《海床條約》

  1970年的《海床條約》序言第一段規定:“本條約各締約國,承認人類在為和平目的探索和使用海床洋底的進展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縱觀該公約,其中心議題是防止軍備競賽以及推動裁軍,尤其是在核領域。所以此處的“和平目的”并非指完全“非軍事化”。

  該公約的產生也經歷了各方的激烈博弈,海床委員會(U.N. Sea-Bed Committee)多次討論了關于“和平目的”的理解。蘇聯及其盟國依然認為此處的“和平目的”是指“非軍事化”,甚至明確的防御也屬于軍事化;而大多數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英國和挪威認為,“和平目的”意味著“非侵略化”,即出于自衛目的的軍事活動可以被允許。直至“十八國裁軍會議”(現為“日內瓦裁軍會議”)上,美國提出該公約的“和平目的”是指符合《聯合國憲章》并與達成的軍控協議相協調。8

  通過探究制定過程及其內容可以看出,該公約對“和平目的”的理解應當要結合軍控裁軍的進程。該公約產生的背景是各國在海床已進行許久的核軍備競賽,而公約正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限制。此外,該公約規定的軍事活動也與《公約》中“公海”有所聯系,若在海床進行軍事活動自然也涉及公海的軍事活動。

  從上述兩個公約可以看出,對于“和平目的”的理解基本圍繞著軍事活動,而兩個公約均與《公約》中的“公海”有所聯系,若將《公約》中的“和平目的”理解為“非軍事化”,則《海床公約》中涉及公海的軍事活動自然無法開展。同時,《公約》也沒有明確對《南極條約》中使用軍事人員和設備的行為進行肯定,所以《南極條約》背景下在公海進行軍事活動自然也有爭議。由此可以推斷,將《公約》中的“和平目的”理解為“非軍事化”是不合理的。史久鏞先生任職國際法院院長期間曾在聯合國大會報告中提及,“《公約》第88條規定‘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這并不代表公海的‘非軍事化’,這不僅是對戰爭時期的海軍活動做出說明,也是完全禁止了和平時期的軍事活動。”9而“非侵略化”與依《憲章》和其他承擔的國際法義務相一致之間的區別是,前者僅禁止了所有的侵略性的軍事活動,而第三種理解是在《憲章》體系下對“和平目的”進行理解并涉及締約各國承擔不同的國際法義務。可見,后者的外延要比前者小且更具操作性,因此,《公約》對“和平目的”的理解也更傾向于第三種。

  (三)《塔林手冊2.0》

  《塔林手冊2.0》第八章專門規定了海洋網絡行動的規則,包括公海、專屬經濟區、領海、毗連區等,并規定了虛擬登臨、海底通信電纜和中立沿海國對交戰國的網絡行動等。10具體的規定是:“公海上網絡行動應擁有和平目的,除非國際法另有規定”。其評注2將“和平目的”的定義置于《公約》第301條“和平用途”下,并規定其禁止的是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在評注中,《塔林手冊2.0》認為海上網絡行動本身并不違反“和平目的”原則,不涉及被禁止的使用武力的軍事行動,屬于《公約》第87條第1款規定的公海自由和其他合法利用海洋的范疇[7]。《塔林手冊2.0》中對“和平目的”的理解更傾向于“非侵略化”,也最大限度保證了海洋軍事強國在公海上進行軍事活動的權利。作為北約成員國的美國就明確主張“和平目的”的理解并不禁止和平時期的軍事活動,其援引“尼加拉瓜”案中國際法院于1986年作出的判決,認為法院認定美國在尼加拉瓜領海之外進行的軍事演習并沒有違反國際法,這也對此理解進行了佐證。11

  由此可見,對于《公約》“和平目的”的理解集中于第二種和第三種觀點,“非軍事化”的觀點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均不再被認可。但無論是《公約》還是其他的國際法文件,均未對符合“和平目的”的軍事活動進行規定,因而在實踐中依然爭議頗多。以下將對只用于“和平目的”的軍事活動應具體包括哪些內容做更深入的分析。

  四、符合《公約》“公海應只用于和平目的”的軍事活動

  (一)《憲章》體制下的軍事活動

  《憲章》作為目前國際法體系中的基石性文件,其規定的軍事活動當然符合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符合《公約》中的“和平目的”。具體而言,《憲章》明確規定了兩種軍事活動,分別為《憲章》第51條規定的自衛權以及第42條、第53條規定的聯合國所采取的或授權采取的武力行動。關于“自衛權”,迄今為止并未出現關于公海的實踐。但根據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后的立法,已經將公海掃雷活動作為行使自衛權的軍事活動之一。12關于聯合國所采取的或授權采取的武力行動的實踐,迄今為止具有代表性的是1990年11月29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第678號決議。該決議授權聯合國成員國利用一切必要手段維護并執行第660號決議和之后的所有有關決議后,美軍隨即派海軍在波斯灣南部的公海海域對伊拉克展開海上封鎖以切斷其石油輸出和糧食進口;13另一國際法實踐為2008年6月和10月安理會通過第1816、1838號決議授權各國與索馬里政府合作打擊海盜,打擊海盜的海洋區域包括探討的公海以及索馬里的領海。14

  雖然《憲章》體制下的軍事活動的實踐并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此類軍事活動符合《公約》第88條的“和平目的”,這是由聯合國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宗旨,以及其在“二戰”后國際法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所決定的。結合第一部分關于“和平目的”的含義來看,此類軍事行動均以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為目的,所以此類行動只要合法地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并且不違反其他的國際法原則即可。

  (二)其他軍事活動

  《公約》中的“軍事活動”并沒有明確的內涵和外延,因此要區分哪些軍事活動是符合“和平目的”的,還應明析對軍事活動的界定。

  關于軍事活動,學術或實務界的觀點也主要有三種:第一,從類型上看基本上所有在公海上的軍事活動均可分為下述四類[8]:一是航行或其他一些概念相關但功能不同的使用水面的或可航行水柱;二是基于進攻或防守的戰略目的部署海基導彈;三是基于戰略和戰術目的部署海底偵察設備和武器系統;四是各類軍事研究,包括對武器的處理和試驗。第二,《美軍作戰手冊》將人道主義援救、搶險救災、海上訓練、向海外派遣軍事顧問和軍艦海上護航、情報搜集與分享、海上單獨或聯合軍事演習、顯示武力、撤離非戰斗人等都列為平時海上軍事活動的主要內容[9]。第三,我國《海洋大辭典》的解釋是,平時海上軍事活動包括正常的船舶操作、部隊調動、飛機起落、操作軍事裝備、情報收集、武器演習、軍械實驗以及軍事測量等活動[10]。

  上述三種觀點均試圖將平時海上軍事活動歸類并列舉,但均未窮盡所有軍事活動的類型。一些國際司法機構也曾試圖解決該問題。在1974年法國核試驗案中,澳大利亞認為法國的核試驗對公海及其上空的船舶、飛機的通航造成了嚴重妨害,極大地侵犯了公海自由,且放射性物質導致了公海嚴重的污染等,請求國際法院判定并宣告在南太平洋地區進一步的大氣層核武器試驗不符合現行的國際法原則,并命令法國不得進一步進行這種試驗。新西蘭也強調法國核試驗嚴重侵害了其領土主權、人身安全、公海自由等三項權利,請求國際法院判定并宣告法國政府不得在南太平洋地區進行核試驗。國際法院承認了原告所主張的權利理所當然地伴隨著領土主權和公海自由的權利而存在。15在本案中,澳、新兩國均未從“和平目的”角度進行陳述,而是巧妙地選擇從法國進行核試驗后帶來的直接后果進行陳述;而國際法院也對其主張給予支持,從而回避了對“和平目的”的解釋。在上文提及的尼加拉瓜案中,國際法院也認定美國在尼加拉瓜領海之外進行的軍事演習并沒有違反國際法。16而最近國際海洋法法庭在其第26號“烏克蘭請求國際海洋法法庭規定臨時措施以命令俄羅斯釋放被其扣押的烏克蘭海軍艦船和船上士兵案”中也對該問題進行了論述。在本案中,法庭認為目前海軍艦船和執法艦船的區分已經變得模糊,“執法活動”和“軍事行動”不能僅依其艦船是軍艦或執法船而定,應基于活動的性質進行客觀評估,并考慮事件背景和特殊情況。17由此可見,國際司法機構可能會根據所涉案件情況確定軍事活動是否符合“和平目的”,但并不釋明“軍事活動”的類型。

  根據上述觀點,符合“和平目的”的其他軍事活動應根據以下方式進行判斷。首先,國際海洋法法庭給予了判斷“軍事活動”的新思路,即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并考慮活動的性質、背景等因素,這種思路可認定發生爭議并訴諸國際司法機構的軍事活動是否符合和平目的。

  其次,上文提到的對“和平目的”的三種理解中,“非侵略化”觀點依然得到支持,一些其他的國際條約在該問題上也采用了“非侵略化”的觀點,因而“軍事行動”的目的應該被重點考慮以確定其是否是和平的。根據軍事活動的目的,并結合當今世界所有海軍進行的軍事活動,可以根據不同目的將平時海上軍事活動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私益性軍事活動,即該類軍事活動是締約國為本國軍事利益而進行的,例如軍事偵察、軍事測量、軍械實驗等;另一類是公益人道性軍事活動,即此類軍事活動是締約國為實現世界和平或進行人道主義活動所進行的,如軍艦行使普遍管轄權、海上救援、互訪交流等。關于海外撤僑等公益人道性軍事活動,其當然符合《公約》第88條中的“和平目的”。

  再次,目前存在爭議的軍事活動主要集中于上述私益性軍事活動。從內容上看,這類活動與其他國家并未發生武裝沖突,甚至沒有對抗行為,但其進行卻可能會加劇地區緊張進而對世界和平產生不利影響,這也是符合“和平目的”的軍事活動在法律和政治上雙重性的體現。但是,現實中將其全部禁止的可能性極低,需要的是對其進行必要限制。在我國的軍事實踐中,對于公海軍演雖然采取認同態度,但也對軍演國設置了一些義務,如選取演習區域時須避開繁忙的國際航道、漁區、具有生態環境保護意義的海區以及他國海上訓練區等,應充分考慮國際社會使用公海的便利性,以最少打擾的可能設置該演習區域;同時,演習時間不宜過長,且需將相關信息經國際海事組織公布,定位為實彈訓練區(禁航區)。在履行上述義務后,各國船機有義務予以避讓。可見,對于在公海進行的諸如軍事演習等的私益性軍事活動,目前世界上依然認為其是合法的,但需要加以限制。例如,應履行相關的通知義務,并最大限度減少對正常通過船機的影響等。因此,此類軍事活動需要遵循三個原則才符合《公約》第88條的規定:第一,不違反《公約》的其他相關規定;第二,盡最大限度降低對其他國家在公海的合法活動帶來負面影響;第三,符合其他國際法原則和其承擔的國際法義務。

  最后,如果相關國際法主體對于具體的私益性軍事活動是否符合和平目的出現爭議,則可以訴諸相關的國際司法機構,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析以確定私益性軍事活動是否符合和平目的。這樣則可以解決國際法范圍內對符合和平目的軍事活動的判斷。

  五、結 語

  本文通過研究《公約》不同語言的作準文本內容,明確了“和平目的”和“和平用途”在不同作準文本中的含義,有效彌補了現有條約解釋規則中出現的問題。通過回顧《公約》的討論歷程以及對比不同國際條約對于“和平目的”的理解,分析并得出符合“和平目的”的軍事活動應滿足的條件,并提供了爭端解決思路。

  “和平目的”在《公約》中的含義是“以和平的目的使用”,其指的是使用方式的目的是和平的。對“和平目的”的正確理解應“與《聯合國憲章》和其他承擔的國際法義務相一致”。《聯合國憲章》體制下的軍事活動以及平時海上軍事活動中公益人道性軍事活動均符合《公約》第88條的規定。私益性軍事活動則需不違反《公約》的其他相關規定,以最大限度降低對其他國家在公海的合法活動帶來負面影響,并符合其他國際法原則和相關國家承擔的國際法義務。

  對國際法文件的解釋總是伴隨著各國的政治博弈,這也是國際司法機構難以在政治性和法律性并存的情況下進行條約解釋的原因。雖然對于“和平目的”的含義和理解仍然有爭議,但這并不能成為某些國家在公海上肆意干預合法軍事活動的理由。實踐中,對于一些國家指責我國海軍進行正常遠洋訓練、干預我軍正常活動的行為,應該依照國際法維護我國正當的公海權益。

  參考文獻

  [1] 周忠海:《海洋應只用于和平目的》,《太平洋學報》2011年第9期,第8頁。
  [2] Bin Cheng,“The Legal Status of Outer Space and Relevant Issues:Delimitation of Outer Space and Definition of Peaceful Use”,J.Space L.89,Vol.11 ,June 1983,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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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鄭雪飛:《對戰時中立國海上貿易權利問題的思考》,《河北法學》2003年第2期,第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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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x Zedalis,“Peaceful Purposes’ and Other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Revised Composite Negotiating Text: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and the Proposed Military Regime for the High Seas”,University of Tulsa College of Law TU Law Digital Commons,1979,p.77.
  [9] 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美軍作戰手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頁。
  [10] 國家海洋局科技司、遼寧省海洋局《海洋大辭典》輯委員會:《海洋大辭典》,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頁。

  注釋

  1 中國新聞周刊:《解放軍公海軍演:遇外軍闖入只能驅趕不可開火》,http://mil.news.sina.com.cn/2013-11-07/0903748343.html。
  2 中華網:《澳軍監視解放軍在澳北部公海演習視中方為挑釁》,https://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40215/18343064.html。
  3(1)《聯合國關于侵略定義的決議》第1條規定:“侵略是指一個國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個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或以本定義所宣示的與聯合國憲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
  4(2)“新的第74條規定公海對所有國家開放,無論是否沿海,并且其用途應保留用于和平目的。”Francis Rugaldies,“Troisième Session de la Troisième Conference sur le Droit de la Mer”,Revue Juridique Themis,Vol.14,Issue 1 (1979-1980),p.47.
  5(3)“另一方面,如果‘和平目的’僅規定了一種非侵略性的標準,那么只要沒有任何具有侵略性的活動,公海就可以合法地用于開展一系列軍事活動。”Rex Zedalis,“Peaceful Purposes' and Other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Revised Composite Negotiating Text: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and the Proposed Military Regime for the High Seas”,University of Tulsa College of Law TU Law Digital Commons 1979,p.77.
  6(4)“它明確禁止任何軍事性質的措施以及在大陸上測試任何類型的武器。這個條款可以理解為南極的非軍事化。它的前提是排除武器比在引入武器后更容易消除或控制它們。該條約經常被定性為對和平一詞最權威的解釋。”Hans-Joachim Heintze,“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Articles from Information Network of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Against Proliferation (INESAP)Bulletin,No.17,August 1999,p.56.
  7(5)“人們可以爭辯說,締約國在這些水域進行的軍事演習不會違反條約。但是,這種解釋將違背‘南極條約’的精神而必須予以拒絕”。Boleslaw Adam Boczek,“The Peaceful Purposes Reservation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Military Activitie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July 1989,p.332.
  8(6)“在海床委員會中,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蘇聯及其盟國贊成在南極模式之后使海床和海底完全非軍事化。在他們看來,即使是出于明顯的防御目的,任何軍事用途都不能被視為和平用途。這一立場被認為與海床宣言一致,作為人類共同繼承的遺產,一方對其擁有和管理不能被另一方用于軍事目的。另一方面,大多數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英國堅持將‘完全用于和平目的的使用’解釋為符合《聯合國憲章》;因此,自衛性質的軍事活動(無論以何種方式解釋這一權利)都是和平的。‘非軍事’與‘非侵略性’解釋繼續在十八國裁軍會議上產生爭議,用以起草一項禁止在海底使用核武器的條約。另一方面,緊張局勢的緩解、超級大國觀點緩和為兩個重要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首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著名的‘原則宣言’。然而,沒有界定或澄清和平目的的概念。其次,通過解散禁武會議上的談判,于1971年制定了《海床軍備控制條約》。”Boleslaw Adam Boczek,“The Peaceful Purposes Reservation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Military Activitie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July 1989,p.334.
  9(7)“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88條規定‘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公海非軍事化,因為不僅是公海對軍艦仍然開放,也不能說這條規定禁止在公海上進行軍事行動。第28條草案可能也是如此。”United Nations,“Annuaire de la Commission du Droit”,2163,25 mai 1990,p.5.
  10(8)Tallinn Manual 2.0,8 Law of the sea.
  11(9)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udgment of 27 June 1986,https://www.icj-cij.org/files/case-related/70/070-19860627-JUD-01-00-EN.pdf(Last Visiting Time:December 13 2019)
  12(10)新華國際:《日媒:安倍強調自衛權包括公海掃雷》,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6/16/c_126624403.htm?anchor=1。
  13(11)參見聯合國安理會第678號決議,聯合國安理會,https://undocs.org/S/RES/678(1990)。
  14(12)參見聯合國安理會第1816、1838號決議,聯合國安理會,https://undocs.org/S/RES/1816(2008),https://undocs.org/S/RES/1838(2008)。
  15(13)Nuclear Tests (Australia v.France),https://www.icj-cij.org/files/case-related/58/058-19741220-JUD-01-00-EN.pdf(Last Visiting Time:December 13 2019)。
  16(14)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of 27 June 1986,https://www.icj-cij.org/files/case-related/70/070-19860627-JUD-01-00-EN.pdf(Last Visiting Time:December 13 2019)。
  17(15)ITCOS,Case No.26,“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Russian Federation)”,Provisional Measures,Memorandum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7 May 2019,Section C.

  原文出處:劉冰玉,馮翀.“和平目的”利用公海的法律問題研究[J].學習與探索,2020(02):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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