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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民主發展的突破口——民生

時間:2019-11-08 來源: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盧嵐 本文字數:14720字

  摘    要: 民主的本質,凝聚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人類政治精髓。評判民主的好壞標準不是民主形態,而在于民主形態是否契合于民眾意識,以及它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程度。現代化催生的西方現代民主模式(2.0版本)在全球化進程中遭遇到空前的挑戰。在審視與反思西方民主基礎上,我國試圖以民生問題為突破口,把民主理想附著在民生這個社會結構的基礎上,以搭建一個全面升級的中國式民主政治理論框架(3.0版本):一是體現了歷史演進與國際比較的統一,即中國式民主制度是人類政治文明演進、世界秩序重構等歷史和時代的產物;二是體現了政治性與學理性的統一,既有政治立場的堅定性,又有學理邏輯的自洽性與開放性;三是體現了價值建構與制度建設的統一,即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統合為理想圖景與制度依托的發展道路,使其既具有政治學的骨架,又具有社會學的血脈。

  關鍵詞: 社會主義民主; 民生; 群眾路線; 精英治理; 中國共產黨;

  民主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正是這一連串的問題意識,倒逼著我們將民主這個政治視野的目標,帶回到社會科學范疇中,基于社會結構分析框架與基本方法來探尋民主背后隱藏的秘密;思考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支配結構以及中國共產黨獨特的精神氣質是如何謀劃與架構我國民主制度的發展的;在歷史、世界與現實的三棱鏡中追問、考量、辨析與矯正現代民主政治的特征和機理,實現中國式民主制度的超越。其路徑是,借鑒現代民主思想,根植于中國國情與民族特征的縱深地帶,從民生出發,尋找民主的突破口,創建兼顧個體自主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給人類政治文明提供新的民主發展方向。

  一、 歷史演進與國際比較的統一:民主原初含義的喪失與回歸

  迄今為止,關于政治體制與治理模式的探索,民主仍是人類歷史上最優的一種政治運作制度。“沒有一家重要的國際機構,將民主制以外的任何東西認作是公平合理的統治形式。現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威望,以至于今日的威權政客,為了合法,也必須上演選舉,寧可躲在幕后操作媒體。事實上,不但集權主義會從地球上消失,連權威、政治家也往往稱頌民主制”[1]。那么,民主是否優于其他政體?民主的優勢與弊端又是什么?現代民主的困境到底是什么導致的?民主何以在實踐中喪失了其原初的含義?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必須將民主放進人類歷史文明演進與世界秩序重構的統一中來思考。

  (一) 民主的原初含義及其西方民主實踐中的兩難與背離

  民主始于2000年前的希臘,其原始意義就是指“人民的統治”(即直接民主),并成為主流民主觀念,成為一種民主常識,深入人心。從歷史角度看,古希臘純粹的民主制度(1.0版本)未及綻放,就被拋入歷史的沉寂。當前以美國為主體的現代西方民主并不是古希臘意義上的直接民主,而是混合政體的變種,它包含自由主義、代議制與憲政。而大眾視野中的民主,理論層面上傾向于關注民主的應然問題的政治哲學意義上的民主,從實踐層面上是指英美民主。因此,有必要考察民主發展的歷程,探索民主的流變,以區分民主的實質與形式。

  1.民主概念的變遷。

  民主是與廢除封建專制和絕對王權為前提,以人民主權為原則。其最初的含義就是“人民統治”。“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2]。如今“人民意志至上”,“人民行使國家的統治權”已構成民主的基本內涵。就此而言,當下的分歧不在于對人民主權的質疑,而是對如何實現人民主權的眾說紛紜,即在民主實踐中到底是公民直接參與民主抑或是實行代議制民主?
 

中國式民主發展的突破口——民生
 

  歷史上,民主實踐經歷了三個階段:發端于希臘的直接民主、近代英國君主立憲制和美國將其變種為“三權分立”為特征的美式民主。首先,古希臘純粹的民主充滿著理想主義的浪漫色彩,遭受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人的批判。蘇格拉底既反對依靠抽簽和選舉任命執政官,也對雅典的公民大會不滿,他認為國家治理需要的是擁有知識與美德的精英。“想要得到正確的判斷,要根據知識,而不應根據多數。”[3]“民主政治并不意味著人民的真正統治”,“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統治”[4]415。其次,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從羅馬開始的混合政體,它融合了君主制、貴族制與民主制三種主要成分。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推翻了舊的封建統治,建立起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至此,起源于雅典城邦的公民參與民主難以適應資本主義框架內民主國家的治理要求。公民參與民主的原初含義逐漸被代議制民主所代替,因為“在面積和人口超過一個小鎮的社會里除公共事務的某些極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親自參加公共事務是不可能的,從而就帶出結論說,一個完善政府的理想類型一定是代議制政府了”[5]。最后,代議制民主,即一人一票。其民主過程由授權與限權兩個階段組成。一是授權階段,它是基于選舉程序的合法性,通過一人一票,來決定統治者的合法性基礎。二是限權階段,即公民的政治參與止于選票。它雖基于選舉程序的合法性,但不能保證選舉后公共政策制定的實施也合法。這種授權、限權功能使得代議制民主止于選票階段,即“選舉使公民有選擇公職人員的權利,但不能左右公共政策”[6]。因而,選舉“對民眾來說,他們只是一種象征性的安慰劑而已。”[6]因此,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全部過程僅僅體現在選舉民主階段,致使民眾的政治作用逐漸降低,其對公共事務的影響卻很有限。結果依然是精英政治、官僚政治。

  2.代議制民主制存在的合理性與西方代議制民主發展的困境。

  首先,以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底色的西方代議制民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現代國家的民主治理,事實上不可能由所有公民來決定公共事務。人民統治權在操作意義上來說,只能是無法成為現實的虛假理論。它必須通過一定的選舉形式產生政治精英來領導,代表人民治理國家。這就要求政治精英在治理國家的公共政策上必須代表民意、體現民意,其權力行使也受到人民的監督,且蘊含著法治、民主、福利等進步元素,以體現精英治國與民主政治的結合。因此,“代議制民主既不是純粹的精英治國,治理國家的精英由人民選舉產生,受民意制約;代議制民主也不是完全的民粹主義,因為人民并非直接決定國家的公共事務,而是由人民選舉的政治精英來治理國家”[7]。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有其進步的合理性。

  其次,西方代議制政治宣傳與實際制度設置的錯位導致了民主發展的危機。一方面,這種錯位容易引發民粹主義泛濫,因為西方在意識形態上所追求的至高無上的民主價值訴求極易引致無限擴大的大眾民主,乃至拋棄精英主義色彩的代議制民主,實行人民直接統治的可能。而現代民主制度之設置卻排斥公民參與公共事務,僅僅是少數精英主導的代議制民主制。這種制度設置與其民主宣傳相抵牾,進而引發民主危機。另一方面,這種錯位常常引發代表性斷裂以及一系列民主困境。代議制民主,從理論維度上看,人民是主人,“選舉產生的政治代表只是人民的代理人,替人民說話,為人民辦事。”[7]但是在實踐中,政治精英們的承諾僅僅限于選舉,選舉過后,卻并不兌現承諾,呈現出代表性的斷裂狀況。換言之,西方代議制民主只是把人民主權的核心價值觀通過民主化選舉的中介形態,轉化為選民政治的“供給邏輯”[7]。公民一旦完成投票,就不再是主人了。這就如同盧梭所說的,“英國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后,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8]。國家名義上來自人民,代表人民,實質上受精英、官僚的控制。加之,其權力約束機制主要目的是通過限制國家權力的作用范圍,來保證資產階級的合法性。

  最后,西方代議制民主在理論上是政治精英與民主制度的結合,其實質是制定制度體系排斥普通公民的政治參與的寡頭統治鐵律。如何破解這種困境,以確保政治精英與民眾廣泛參與的民主價值耦合,以實現國家治理與公民參與的協調共進?首要的就是破解國家治理與民主政治的現實困境。

  (二) 幾個相關問題之辨析

  從理論上來說,中國現有的民主理論研究,無論是從研究范型、理論工具、方法路徑旨趣上,皆從源于西方的橫向移植,開始朝向本土化方向轉換。這種本土化,不僅是官方基于政治的考量,更是處在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學術發展的邏輯必然。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在置身于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之時,讓原本獨立存在的個體、民族、文化、制度乃至信仰等走進一個統一場域中,從世界和民族兩個維度來追問“民主制度的實踐形式是否是單一的?”“民主優劣的評判標準是什么?”

  1.民主制度的實踐形式是否是單一的?從民主政治實踐發展史來看,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民主實踐形式和民主特征。發端于希臘的直接民主源于其小國寡民的先天優勢;近代英國君主立憲制則源于近代英國民主理念與英國傳統政治相結合的產物;而美國由于沒有皇權的傳統,形成了以“三權分立”為特征的美式民主。如果說,任何政治制度的形成皆受制于其社會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那么,內部結構則更為重要[9]。

  從發生學的角度看,內生與外生是民主制度產生的兩種方式。內生是由于社會政治制度自然演化所致,是某一社會政治發展所使然。諸如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是源于西方社會已經具備了發展自由民主的經濟條件、政治條件與文化條件,并以一系列制度和價值呈現的一種實踐模式。外生則是外在力量與社會內部政治交互作用的結果,是后發“民主國家”在缺乏一定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基礎上采取的一種嫁接式的民主。這種嫁接又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已經具備一定的國情基礎,加之外在力量的推進,而形成的一種溫和的、漸進的嫁接;另一種民主模式則是外在民主力量作用遠遠大于內部呼應力的情況下,生拉硬拽的一種突變的嫁接式民主,這是對民主問題過于理想化的一種簡單思維模式。較理想的民主嫁接當然是漸進的嫁接。“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一件孤軍奮戰的事情,它既要求經濟、社會與文化諸領域的配套推進,更要求主體性社會力量的認同和參與,這是民主得以扎根的社會基礎。如果不能夠把政治體制改革置身于其他諸領域協調跟進甚至是先行的生態環境之中,即失去這些環境條件的配合,政治體制改革絕難成功。”[10]就此而言,現代民主實踐模式與內外環境的密切相關,在缺乏合適的社會土壤中長出來的自由主義民主,必然無效。民主條件比民主形式更為重要。如果不顧條件,不管非西方社會起點如何,強制推行民主轉型,那即便是采取了自由主義民主的國家(如俄羅斯、埃及等),最終也難免重新返回到西方所說的威權主義狀態,甚至出現獨裁政權等無效民主現象,如印度、孟加拉等國家。

  2.衡量民主優劣的標準是什么?盡管民主有基本的、普遍性的內涵,但并無固定不變的形式。因此,判斷民主的好壞,是內容而不是形式。民主意味著政治自由,意味著以選舉和協商形式的方式參與民主政治,意味著對于政治權力的制約和限制。優質民主的標準,主要看它為占人口大多數的弱勢群體或階級帶來了什么。或者進一步說,這種政治制度能否讓弱勢群體看到社會公平與公正,能否改變弱勢群體的地位,并逐漸強大?能否保障每個人能夠展開公平競爭?因此,判斷和衡量一種政治制度(當然包含民主制度)的優劣,關鍵在于是否秉持了民主本質精神并發揚光大。

  3.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否是代議制?代議制民主是相對于希臘直接民主而言。它不是人民直接行使國家權力,而是由人民選出自己的代表,替人民行使國家權力。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本質上就是代議制度。這一制度機制的關鍵在于人民如何授權給代表。

  首先,現代民主面臨著兩個難題:一方面,社會的復雜性使得政治精英治理和公民參與決策的協同共進難以實現。依據馬克斯·韋伯所言,現代理性社會必然趨勢是專家統治、官僚統治、精英統治甚至是寡頭統治,這與民主政治相矛盾;另一方面,如果堅持公民參與的民主政治,由于普通公民的知識局限,則會付出高成本低效率的代價,從而犧牲國家治理效能[7]。

  其次,西方現有的議會和選舉民主形式是有缺陷的。一是民主僅僅止于選舉階段,即體現為幾年一次的選舉,與議會的最后表決。人民真正的政治參與無法體現。當然,西方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理論家試圖建構一種協商民主理論。他們認為民主的實質是公民廣泛討論形成的、合理的公共意志。在理論上主張延伸民主戰線,關注公共事務的辯論和討論,關注公民社會組織的政治壓力和創意,實現社會的自組織演化。問題是西方協商民主還只是一個理想,是改進民主的建議[11],還遠未在實踐中落實。

  最后,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采取民主選舉與民主協商相結合的方式克服了西方代議制單一的選舉局限。中國式協商民主,通過決策前的政策咨詢與決策后的政策宣傳,來提高決策質量和品質及政策的落實效力。加之,這種民主扎根于中國政治傳統,且與共產黨的執政經驗有著內在聯系,呈現出廣泛的代表性與優越性的特征。但這種協商民主主要是一種政策咨詢,局限于民主的功能性,忽視了民主的政治性。因此,中國式民主需要進一步完善,把它由功能過程發展為公民參與政治的過程[11]。

  4.社會主義民主在當前世界秩序重構和人類文明演進中如何體現其優越性?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層面上,民主是作為國家治理的政治價值目標。西方代議制民主無法真正解決現代社會民主政治的價值困境,更無法“防止人民形式上當家,實質上不當家”。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旨在尊重人民主體性,讓公民真正感受到和升華為社會的主人,使得“人民當家作主”這一命題從抽象的概念落實到具體生活中,實現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超越。這一民主文明發展向度對當前世界秩序轉型和人類文明演進具有時代意義和國際意義,并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提供新的“理想圖景”。

  二、 政治性與學理性的統一:民生是中國式民主發展的突破口

  民主既是一種政治理想,也是一個社會科學的學理范疇。因此,它既有政治立場的堅定性,又有學理邏輯的自洽性與開放性。這就需要依據現實問題意識,確立一個分析框架,將民主帶回到社會科學新視野里,以拓展其研究視野。即把基于現代民主理論建立起的認知結構所做的貢獻置于當下中國社會結構所照射的實踐場域中,觀察、理解中國共產黨在民主制度建設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由其領導的頂層設計與實踐推動相結合所形成的中國式民主實踐形式,并對其進行解釋。本文從民生出發,探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突破口,以更全面、準確地把握中國民主建設,為世界民主的繁榮做出中國氣派的貢獻。

  (一) 以民生為突破口建構中國式民主

  民主政治、經濟繁榮與良好治理并非線性同步關系。對于后發展中國家來說,穩定的社會秩序遠比自由更重要,對民生的需求比選舉平等更迫切。即便是富裕起來的國家,其民生建設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良好的社會制度必須通過社會保障制度,滿足人民的物質需要來體現。歷史經驗證明,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在其跨入經濟相對富裕階段后,必須賦予社會成員基本的經濟和社會權利,以保證其生育、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等社會生活保障與權利。換言之,社會福利既是降低社會不平等的重要手段,也是自由與民主權力兌現的邏輯必然。中國在民主化中以民生為突破口,意味著中國的民生問題不僅包含著物質關懷,更包含著對弱勢群體綜合能力的全面關注,進而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目標。這就為民生與民主的接榫提供了物質基礎。

  1.從物質供給的角度上來看,民主與民生需要有機銜接。

  首先,以民生績效促進民主建設的發展,是我國現階段發展的邏輯必然。生存與發展是人的第一需要,尤其是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解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及教育等基本生存問題,成為國家的首要問題。它遠比空喊自由民主口號更有意義。民生與民主融為一體,一方面體現了生存權和發展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首要人權,另一方面借助民主這一儀式手段參與決策與監督,保障民生政策的落實。

  2.從對弱勢群體能力提升的角度上來看,民主與民生必須有機銜接。

  這涉及到分配問題,盡管分配問題是一個經濟問題。但是,分配正義本身是“為了人、發展人的價值取向”。

  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經濟發展并不意味著社會的全面進步,更不意味著人的尊嚴的自然確保和幸福生活的實然落實。當下中國還存在著許多問題:一是財富分配不平等,導致貧富差距拉大;二是城鄉二元分割加劇了社會矛盾與沖突。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導致民眾在基本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方面的機會不平等,分配不正義。如何“實現人的政治主體性,使人民政權有步驟轉移到切實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利和勞動成果方面上來,并使其合法落實”[12]等等,這些問題考驗著中國式民主理論的現實解釋力。以民生為突破口,在對弱勢群體保護上來尋求社會的均衡發展,兼顧效率與公平,強調健全社會保障的制度化以落實民主的基本公共服務等等。這些反映最廣大群眾利益的民生建設政策,成為落實推進分配正義、保障公民生存權與發展權的關鍵。這種既關注人的生存權與發展權,又注重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理念有助于從民生走向民主,并駕馭民主。

  3.從人的全面發展目標的實現來看,民主與民生必然有機銜接。

  對民生內容的理解不能局限于物質需求的滿足上,更要追求如何讓人過上真正屬于人的生活。它不只包含著滿足人們的物質生活需求,更有著對精神文化需求的滿足,乃至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目標。而人的全面發展的核心標志是人的社會關系的全面發展,人的全面潛能的拓展。這就需要以民生促進民主,以民主來促進民生建設,實現民生與民主的有機銜接。因為,“從政治價值來講,民生國家抓住了政治的利益本質,政治的人民主體性質和政治的公平價值。這突出地表現為,中國不僅要通過政權政治建設實現人民民主,也要通過經濟政治建設謀求國家和人民富裕,還要通過社會和政治建設,解決好人民最關心的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實現發展成功由人民共享,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為實現走向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13]

  總之,民主作為“‘觀念上的上層建筑’,是系統反應社會主導經濟形態和政治制度的思想觀念體系。它集中體現著特定利益集團的價值尺度和精神追求。”[1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建設必須進行價值建構和制度建設時,其精神實質和實踐要求是與我們的價值建構和制度建設所呈現出的中國式價值形態和制度形態相聯系的。即物質層面的訴求與民主思想領域中的價值訴求和精神追求雙向互嵌,全面貫通,進而使民主價值規范與精神訴求相互滲透、接榫、凝結成為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構成部分。由此,以民生為突破口,推進民生與民主的銜接,使民主理想附著在民生這個社會建設基礎上,從政策設計、制度供給和體制安排上,建構既適合這一理念又能彰顯新時代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模式。

  (二) 從民生到民主現代轉換的邏輯必然

  在中國穩健的民主化戰略,“要將民主建設與民生建設有機結合起來,追求民主化的民生績效……民主建設與民生建設有機互動,在推進民生建設的同時,也深刻地優化了民主建設的發展的形態和戰略”[15],從而落實人民政權為人民,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有機統一。

  1.我們不否認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核心作用,但更關注人們能夠過上幸福的生活。“擺脫饑餓與痛苦并不是必然等同于擺脫奴役和輕視,在勞動與互動之間并不存在一種自動發展聯系,盡管他們之間存在一種聯系。”[11]從本質上來說,民生并不包含現代社會健康發展所需要的民權主義、民主主義的目標。在當下中國,消除貧困仍然是一項重要任務,但就整個社會而言,貪污腐敗、權力傲慢、分配不公、貧富分化等也亟待解決。因此,民主建設不能停留在民生階段,還有待于向現代民主轉型。在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與實踐中蘊含著深刻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價值追求。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答應不答應、人民高興不高興,應是中國共產黨制定各項政策的重要原則。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旨在以民生民主為突破口,以服務民生為核心,實施社會政策托底,推動社會法制創新,以常態化體制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設,實現從民生到民主的現代轉型。2.民主實踐的不同形式。作為一個政治理念的民主,從其誕生之時就存在爭議,含義錯綜復雜,即使在歐美也難以達成共識;而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民主,更是沒有一種普世標準,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各不相同,每個國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的特色。它同各國國情密切相連。對我國民主來說,一是需要根植于“傳統文化的現代改造,使其精華由倫理維度推向政治制度領域,實現無形的精神理念向有形的物化形態轉變,實現民主因子與中國既有文化的融合,規避直接與外來理論的嫁接引致的水土不服;二是解決民主與效率的沖突問題。效率問題一直是以美式民主為代表的西方民主的典型病癥。”[10]

  2.中國式民主的特征是人民民主。一方面,實現了政治權利、經濟資本和社會公益之間的制衡與協同,保證了人民的主體地位和民主權利;另一方面,以市場活力與社會活力為標志的民生建設豐富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內涵。換言之,黨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創新的、高效的一種民主形式,是對世界民主的新貢獻。它旨在實現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民意基礎上的集中,讓民主接地氣。當然,我國的民生、民主制度基本上是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動的,自下而上的公民參與民主有些不足。如何真正實現人民民主,確保公平正義,引導公民參與民生政治,完成由民生到民主的轉型,是我國當前民主建設的主題和重要課題。

  三、 價值建構與制度建設的統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模式(3.0版)

  當前,我國理論界既有以西方制度模式評判中國民主制度的傾向,也有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經驗的傾向。二者皆是基于“立場先行”的觀點來探索中國民主。這種研究偏好,既未能厘清“政治文明”與“政治文化”的學理關系,也不利于實現與構建符合中國政治、社會、歷史條件的中國式民主制度。如果說,政治價值屬于政治文明范疇,具有普適性,那么,政治制度與政治實踐則屬于政治文化范疇,它必然具有基于特定“政治、社會、歷史條件”的特殊性。因此,中國式民主制度的完善,要想獲得世界性的政治文明意義,需要在政治文明向度提煉出符合中國“社會、歷史條件”下的普遍性政治價值作為價值先導,進而體現價值建構與制度建設的統一。因此,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模式,旨在將民主的政治理想與民主的制度依托統合起來,使其既具有政治學的骨架,又具有社會學的血脈進而從理論到實踐上實現對現代民主的超越。

  (一) 從價值建構上詮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理論框架

  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形式,“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16]如何在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符合真正反映了民主的實質要求的“民主”模式,超越西方代議制民主模式。這是中國式民主的價值訴求。因此,從價值建構上,秉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立場,繼承并發揚中華傳統文明,借鑒國內外哲學社會科學的有益成果,綜合運用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知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價值與意義進行學理性闡釋,具有重要意義。

  1.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現代化歷史邏輯中處于核心地位。“現代民主政治大部分都采用了政黨政治的形式,由政黨控制并推動公權力運行,是民主政治條件下公權力運行的基本方式”[17]我國也不例外,政黨、國家和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是當代中國基本的政治關系。

  首先,中國現代歷史的邏輯已經賦予政黨內在的“國家身份”的角色與地位。“一般的國家和社會理論預設了政黨的‘社會政治角色’屬性,有一個政黨通過動員社會支持以合法進入國家的過程,從而認為政黨是一種“非國家權力組織”[18]。但“在后發現代化國家中,政黨建設現代國家是必然的路徑。政黨主導國家建設是必然的選擇”[19]。中國也是如此,“政黨不是依靠選票,而是依靠革命手段締造了國家,成為國家的靈魂,進而構成了國家最深刻的內容。”[20]

  其次,中國共產黨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領導核心。這種政黨領導地位的形成是歷史所致,是實踐經驗使然。在歷史上,早在1910年代,孫中山就在反思移植西方民主共和模式失敗后,于1924年轉向“以俄為師”所開啟的“以黨建國”—“以黨治國”—“還政于民”的建國道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建國綱領與當時國家獨立、民族振興的時代使命高度契合。在新時期、新階段,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讓執政黨協調、組織、整合國家各種資源與多方力量,為現代化事業服務,從而實現國家治理的跨越式發展,以真正實現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最后,中國的政治結構模式是“中國共產黨通過黨委制度和黨組織制度高度嵌入中國的行政機關當中,形成‘嵌入式黨政關系’”[21]。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決議》,“從頭至尾都暗合一個不言自明的政治術語,即‘政黨治理’,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共產黨治理’”[22]。

  2.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框架。“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構成了中國民主政治改革的復合體,也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框架。這種民主模式不僅包含著“人民當家作主”,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也是構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維度。“人民當家作主、黨的領導、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體使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從道義、學理乃至績效上得到一個全面升級的3.0版本。

  一是從道義力量上看,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抹去了把民主停留在喊口號的理想主義樂觀色彩,將解決民生問題作為突破口,注重人民的生存權與發展權;二是從對理性證偽主義的易錯論層面說,任何理性(當然也包含人民)都無法確保所作判斷與決策的科學性。中國共產黨將人民的力量引入民主制度,采用黨的民主集中制和群眾路線政策來實現民主選舉與民主協商的銜接以保障民主的實現。一方面,規避了西方代議制民主制中的代表性斷裂問題,另一方面,給政府注入一種“修錯機制”;三是從治理績效上來說,黨代表全體人民利益有助于集中精力干大事,抓住發展時機,既保證了民主的實現,也兼顧了績效。因此,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包含著道義的力量和現實感,具有堅實的科學方法論基礎和理性的謹慎。

  3.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運行模式。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模式的運行過程就是平衡民主政治中的各要素,使之協調運行的過程,因為“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節制,否則民主難以維系”[23]。

  首先,中國式民主從內核上,平衡個體與整體之間的關系。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是人民民主,其根基在全體人民,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內核是個體。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是依據人的現實性存在的雙重性,來建構中國的民主制度,體現了個體發展與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的統一。它通過平衡整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既讓每個個體生命的價值能夠舒展,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保障公平正義,實現共享發展。其方法是運用群眾路線主動打開民主制度之門,有限吸納群眾參與到政治過程中,以調試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政治機體,并在理論和實踐上發展出一種不同類型的民主,即代表性民主,群眾路線是其核心所在[21]。這種人民民主形式承擔著現代國家合法性基礎與正當性論證,因為“我們黨來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務人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人民的擁護和支持,黨的事業和工作就無從談起”[24]。

  其次,中國式民主從民主權利出發,平衡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體現民主的本質屬性,即人民決定國家制度。其運作模式是全體人民共同掌握國家權力及其運行,因為“人民民主作為民主制度的一種形式,其國家理念是進步階級(它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做主,由進步階級確定社會的公平、自由[25]。

  再次,中國式民主從“人民作主”出發,彰顯了民主的根本使命。平衡“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關系。協調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保障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其運行機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凝結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其共同意志體現為憲法;國家以憲法為依據,進行組織、運行和發展;人民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依據憲法治理國家[26]。

  最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從人民參與出發,平衡協商民主形式與選舉投票民主形式的關系,使其相輔相成、互為補充。其運行機理為:一是人民賦權源于選舉投票的形式實現,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二是以寬范圍、多層次的制度性協商創造實質性的人民參政議事,以平等的協商來實現和保障不同階層利益表達,黨和政府的決策以協商形成的共識為基礎[26]。

  (二) 從制度創新上詮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價值

  當下中國,由于國家仍然是形塑社會、形塑歷史、形塑社會心理和人的生活與精神狀態的力量,因而,中國民主制度的建構也受制于中國政治結構的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道路有別于西方主流民主理論。即便是比較現代化的理論“權威整體”、“國家與社會”等理論范式,也不足以從整體上概括中國民主發展道路。因此,基于轉型中國的政治與社會歷史條件,對中國式民主制度的實踐要求(特別是對制度改革和創新的要求)進行理論闡釋,對建構其自身內在發展邏輯與屬于自身特色的語境的民主政治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價值。

  1.我國的民主政治實踐模式與現代化發展模式關注“政黨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其運行機理是:通過黨的高度政治自覺保證制度、秩序的有效供給,推動國家、市場與社會轉型。這一模式的提出基于兩個方面的支撐:

  一是規避“國家與社會”兩極單向置換,使得理論研究要么陷入“國家中心”,要么陷入“社會中心”的理論預設中。這極易被概念內涵所傷,使得歷史進程自身邏輯的演進被外來邏輯切割成碎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新概念、新思想、新理念,是我黨謀劃以頂層設計引領社會轉型、以高度的政治自覺推動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思維方式,集中體現了中國民主發展道路的日漸成熟。

  由此,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實踐,應將國家與社會的互動納入到實踐過程中來考察,探索在中國這樣的權威政治理解框架下,國家與政黨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如何沿本流變?如何將黨的民主政治文明加載在人們心中?一方面,無論是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還是中國共產黨通過黨團對社會組織的領導,抑或是群眾路線等等,這些與“政黨、國家與社會”有著極其獨特的交錯關系,并呈現出與西方巨大的差異。因此,我們不能拘泥于社會層面、行政機構層面來研究,而必須將其提升到國家、政黨的政治高度上,透徹研究國家和政黨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如何形成今天的思想路線與做法的?厘清“國家與政黨”二者的關系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關鍵。因此,民主制度創新研究,不僅在于詮釋制度怎樣選擇,還要揭示制度背后的人的因素,政治文化的因素。否則,就難以了解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氣質、組織形態以及他們是如何鍛造出來的等等這些直指中共文明核心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源于中國人尋找組織的某種慣性與本能。

  二是我國30年來改革開放的經驗總結是“我國現代化道路實踐非常成熟的理論概括,較為全面地總結了如何處理現代化進程中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基礎和權威主體的性質分析、社會矛盾與制度的有效供給、利益分配和正義以及轉型的階段性等核心問題的成功經驗。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黨作為權威主體和推動者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覺這一前提。”[27]

  2.中國式民主是民主價值宣傳與民治制度設置的統一。西方代議制民主實際建構是以個體自由權為核心。盡管有其合理性,但這種自由主義民主是基于個體自由,僅僅局限于“為個人為自己作主”提供條件,其背后卻是資本對人的奴役,因此是不徹底的、片面的民主。只有當人們全面掌握了生產資料,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28],才能兌現“個人自己為自己做主”的諾言。

  “在現代化和民主化的過程中,‘個人為自己做主’的努力必須與爭取‘人民為自己做主’的努力統一起來,并以后者為前提。就此而言,如何使人民真正成為能夠創造人與社會全面發展的主導力量,以人民整體為國家和社會作主,來保障每個人為自己作主”[26],成為世界各國民主發展面臨的難題。

  如果說,民主問題實質上由國家而起,那么其使命就是讓人民建立的國家掌握在人民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切中要害,“在中國的政治邏輯中,人民民主既是國家的形態,也是國家的目標。它多維地定義和規范著國家的結構、運行與發展。”[29]它解決了人民與國家的關系,其價值取向是保證人的主體地位,保證人的個體存在與集合存在的有機統一,保證人在社會與國家中獲得全面發展[29]。民主的起點和歸宿都是實實在在的人的全面發展,其旨在觀照國家和個人兩個維度協調發展。

  (三) 群眾路線在中國式民主制度建設中的作用,體現了民主價值建構與制度建設的統一

  群眾路線開啟了一個讓群眾成為一個政治范疇的過程,這個過程,內涵著通過黨與大眾的結合而產生新的政治主體,使得政黨政治與大眾政治之間緊密聯系和相互形塑。它重塑國家、政黨、社會、群眾之間的互動關系。一方面,它有助于執政黨用來約束官僚制弊端,懲治腐敗,協調政治生態;另一方面,是執政黨用來形塑其與社會結構乃至群眾的關系,擴大其政治基礎[21],以消弭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缺乏自主的利益表達機制的不足的問題。

  1.從價值建構和制度規范上來說,群眾路線作為治理的一種實踐形式,在規范黨、社會與市場等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21]。它是黨用來聯系“國家與社會”、“政黨與群眾”的重要手段,是體制內與體制外力量的鏈接管道。群眾路線旨在要求黨員干部群眾保持血肉聯系,體現著依靠政治精英、官僚組織和政黨等體制內的力量來組織、吸納和整合整個社會成員的個人偏好[21]。作為體制外的一股政治力量的廣大群眾,盡管它常常是被動地參與政治過程,但是群眾潛在的政治力量在政治活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并成為政治領導權威、政黨執政合法性以及各項政策順利推行的動力源泉。因此,群眾路線的核心不僅在于將“干部”和“官員”教育成為“政治家”和“接班人”,更多的是在于重組民眾與政黨、政府之間的聯系,使之形成一種能動性的政治過程[30]。“群眾路線不僅是政黨維系其政治活力的途徑,而且也應該獲得新的內涵,即政治的開放性,或者說政治參與的大幅度提高。”[31]

  2.從操作性的維度來看,它提供了一系列行之有效地聯系、動員組織群眾的方法和技巧[21]。群眾路線要求“決策者必須深入到人民大眾中去,而不是坐等群眾來參與”[32]中國的公共政策實踐過程中,“政策的社會認識過程是一個從‘形而下’到‘形而上’的過程,而政策的社會操作過程是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體現了上下來去這樣一個過程[21]。當然,由于群眾在民主協商中僅僅局限于政策咨詢的功能階段,缺乏真正的參政議事的政治過程,這種民主協商式參與,局限于政治精英對群眾的回應,而缺乏群眾的主動參與。這意味著中國式民主有待進一步完善。

  總之,作為一種政治理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承載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政治使命;作為一種學理范疇,如何使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為世界民主發展提供方向、贏得全世界的高度認可[33],則又有著諸多課題值得從學理上進行深入探究。因此,建設民主首要的是研究民主,進而穩健地推動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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