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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女俘的人道主義待遇

時間:2020-06-04 來源:浙江檔案 本文字數:5097字
作者:邱妤玥,邱波彤 單位:浙江萬里學院 浙江舟山日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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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安妮·諾布爾(Anne Noble)是目前已知范圍內唯一的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女俘,她和其余二十余名英軍戰俘被捕,在英國社會引起了強烈震動,而圍繞營救英軍戰俘的談判,對戰爭的進程造成了一定影響。鴉片戰爭時期英國戰俘一直是個被忽視的問題,而透過清政府如何對待、處置戰俘,也是戰爭的一個側面,反映了清政府對待戰爭的觀念。

  關鍵詞: 第一次鴉片戰爭; 英國女俘; 諾布爾夫人;

  1840年,安妮·諾布爾乘坐的英軍運輸船鳶號(Kite)在錢塘江失事[1],諾布爾隨后被押往寧波監獄,和二十余名英軍戰俘囚于一起。戰俘遭受虐待等不實消息激怒了英國社會輿論[2],以至于英軍1841年第二次攻占定海并占領寧波后,炮兵部隊將曾關押諾布爾的監獄夷為平地,“沒有留下一塊石頭,這是為了報復敵人給諾布爾夫人的‘待遇’”[3]。事實上,諾布爾除了在被抓捕途中遭受了折磨外,在寧波監獄關押期間(1840年9月—1841年2月)一直受到人道主義善待,這段歷史可以從被釋后的英軍戰俘回憶錄以及她本人于釋放前幾天寫的書信(1841年2月19日)中進行還原。
 

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女俘的人道主義待遇
 

  一、鳶號失事及船員被捕

  安妮·諾布爾原名安妮·沃森,1814年出生于英國威爾特郡,她的丈夫約翰·諾布爾是英國商船鳶號船長。1840年初,281噸的雙桅船鳶號在印度孟加拉灣被英軍征用為軍方運輸船,并于當年7月抵達浙江舟山。當年9月,鳶號裝載著6門近距臼炮、淡水等物資,由英軍中尉道格拉斯(Douglas R.N.)指揮,給在長江口負責封鎖、測繪的康威號等軍艦運送軍用物資。隨船共有35人,20人為船員,13人為英軍官兵,另2人為安妮·諾布爾和她5個月大的兒子[4]。

  1840年9月15日,鳶號沉沒時船員逃生場景。

  圖片來源:John Lee Scott:Narrative of a Recent Imprisonment in China.London:W.H.Dalton.1841
圖片來源:John Lee Scott:Narrative of a Recent Imprisonment in China.London:W.H.Dalton.1841

  鳶號船員被清軍押解場景。

  圖片來源:John Lee Scott:Narrative of a Recent Imprisonment in China.London:W.H.Dalton.1841

  9月10日,鳶號奉命返回舟山,15日星期二上午約11點半,途經余姚塘岸時[5],因海圖不精確而擱淺,船體隨即傾覆,安妮·諾布爾被道格拉斯等船員營救上救生艇,她丈夫和兒子不幸喪生。諾布爾和英軍中尉道格拉斯、鳶號大副維特(Witts)及兩名印度水手擠在狹小的救生艇上,依靠兩支小槳自救。下午時分,他們遇到了一艘漁船,“那些人對我們很好,給了我們一些干米,一些水,和一個舊墊子,試圖做一個帆……快到天黑的時候,我們拾起一個小南瓜,我吃了一點,這是沉船后我第一次吃東西”[6]。

  16日星期三晚上,救生艇的一只槳被江流沖走,正在諾布爾等人絕望之際,他們于17日再次遇到了一艘船,英國人央求船員將他們送到舟山去,船員并未答應,但考慮到小艇承受風浪能力差,便將他們領航到了一條運河上,告訴他們去舟山的航道。告別船員后,天開始下小雨。“到了晚上,我們發現自己在一條小河里,周圍有許多中國人。他們顯得很友好,給了我們一點米飯。……雨下得很大,我們都躺在船底,把舊墊子鋪在上面。大約12點鐘的時候,我覺得我聽到了腳步聲,便抬起頭來。看見大約二十個中國人在我們的船周圍,提著鮮艷的燈籠。我驚醒了道格拉斯中尉。然而,他們仍然表現得很友好,給了我們更多的食物。早上,地很濕,我們光著腳去了一個中國的房子。坐了一會兒,他們告訴我們,要給我們弄點吃的,然后帶我們去舟山。他們帶我們到一座寺廟避雨。這時,有一個當事人離開了我們,我們開始懷疑是不是一切都不對了,就動身去奪回我們的船。但為時已晚。我們剛登上河岸,回頭一看,只見一大群士兵、一名軍官和許多中國人正在追趕我們……”[6]

  被捕后,諾布爾等人被套上鐵鏈,走過熱鬧的城鎮后,被關押到了一座滿是士兵看守的廟里,不久后又開始趕路,“一個壞蛋從我的手指上偷走了我的結婚戒指,這是我唯一珍愛的東西……(我們)又一次被拖進了雨里,我光著腳每走一步都要滑倒,最后他們不得不給我拿來一雙草鞋……我們步行至少20英里,經過許多城鎮,所有的居民都擠在我們周圍;他們野蠻的叫喊是可怕的。到了一座廟宇后,我們被允許在一些石頭上休息。他們給了我們一些囚服和食物。……天終于亮了,看守們給我們送來了一點水,我們可以用它來洗,這是一種很大的安慰……他們在這里測量了我們的高度,我們頭發的長度,并以一種精確的方式記錄下每一個特征,然后讓我們寫一篇關于鳶號失事的記錄。晚上,我被帶去見那位官吏的太太和女兒們,雖然我的相貌一定很難看,可是她們對我并沒有絲毫的同情,反而把我當作笑柄”[6]。

  二、在寧波的監獄受到人道主義對待

  在那座廟宇,諾布爾5人待了兩天三夜,于21日星期一早晨,被清軍士兵關入囚籠抬到船上沿運河航行,23日星期三到達寧波。

  事實上,清朝方面早在諾布爾押送途中,就已從沉船中打撈出槍炮等物資,并知道了他們的真實身份,鳶號獲救船員約翰·李·斯科特(John Lee Scott)比諾布爾等人早兩天被捕,在他們被押往寧波途中的一個大城鎮時,清軍士兵向他們展示了一些東西,“我首先看到的是我們的一門炮,不久之后,我又看到了另一門炮……中國人得到這些槍炮,在我們離開沉船后,潮水一定下降了很多……它們毫無疑問地向俘虜證明,我們是懷著好戰的意圖來到他們海岸的……這些槍炮是有力證據”。

  安妮·諾布爾的囚籠。1841年10月英軍攻陷寧波后,復仇女神號艦長霍爾將該囚籠帶回英國,1894年該囚籠被英國皇家聯合慈善機構收藏。
安妮·諾布爾的囚籠。1841年10月英軍攻陷寧波后,復仇女神號艦長霍爾將該囚籠帶回英國,1894年該囚籠被英國皇家聯合慈善機構收藏。

  圖片來源:Stanley Lane-Poole.Caged in China.The English Illustrated Magazine:Vol XII[M].London: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895

  亞歷山大·穆瑞:《在華戰役記》,倫敦,1843年,第61頁。
亞歷山大·穆瑞:《在華戰役記》,倫敦,1843年,第61頁。

  Alexander Murray:Doings in China.London:Printed By Schulze and co.;1843,p61

  約翰·李·斯科特:《在華為囚記》,倫敦,1841年,第5頁。
約翰·李·斯科特:《在華為囚記》,倫敦,1841年,第5頁。

  John Lee Scott:Narrative of a recent imprisonment in China.London:W.H.Dalton.1841.P5

  約翰·李·斯科特:《在華為囚記》,倫敦,1841年,第5頁。
約翰·李·斯科特:《在華為囚記》,倫敦,1841年,第5頁。

  John Lee Scott:Narrative of a recent imprisonment in China.London:W.H.Dalton.1841.P5

  炎明主編,寧波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浙江鴉片戰爭史料上》,寧波出版社,1997年,第363頁

  此時離7月初舟山定海失陷已有兩個多月,清朝上下對英國人野蠻入侵我國沿海極為憤恨,毫無疑問,諾布爾等人已被清軍當作要犯對待。但即便如此,清朝軍民在對待俘虜尤其是女俘的態度上,還是充滿了善意。無論是事后諾布爾給朋友的信中,還是鳶號獲救船員約翰·李·斯科特回憶錄、一起被關在寧波監獄的英軍馬達拉斯炮兵營上尉安突德(Anstruther)回憶文章中,不僅并無被殘酷虐待的記載,反而在抵達寧波監獄后,享受到了高于普通囚犯的待遇。

  在寧波的監獄,清朝當局先后給諾布爾安排了兩名女傭照料她的起居,她被關在一個有窗的單身牢房,里面備有一張舊桌子、一盞燈一把凳子,道格拉斯等人則被關在諾布爾的隔壁,三人一間的大房子。剛到的時候,她還和道格拉斯一起去官吏家中吃飯。

  “官員們給了我一些顏色最鮮艷的中國衣服,盡管我的心情很痛苦,但我還是不得不穿著它,按照看守人的說法,給我的是一個干凈的監獄。在我被囚禁的時候,有一個女人照料我……與道格拉斯中尉在官員的地方共進早餐后,我去了我孤獨的牢房。10月8日……他們現在給了我一張床,我發現這是一件奢侈的事,因為我一直躺在骯臟的地板上。我有時被允許去看望生病的囚犯,和他們交談……14日,他們又派了一個女人來伺候我,帶著一個四歲左右乖戾的小男孩,另一個老婦人也帶來了她的女兒……”[6]

  諾布爾一到寧波即受到禮待,在寧波清政府的奏折中也能見到,“有未逃之二十余人并番婦一名……經余姚令將所拿夷匪解赴寧波伊中堂行轅發落,沿途大陳兵勢。到寧波后,伊中堂安頓夷人在會館居住,以上等宴待番婦,中等宴待白夷,下等宴待黑夷……”[5]

  清朝當局一度把諾布爾當成了英國女王的妹妹,“他們詳細詢問了我們各自的家庭情況,特別是我們和維多利亞女王是什么親戚,以及我本人是不是她的妹妹。盡管我聲明了不是,但他們都說我是她的妹妹。重復他們提出的所有愚蠢的問題無窮無盡,他們把我們所有的答復都記了下來”[6]。

  在被關押到寧波的監獄后,諾布爾總體上是自由的,經常能和英軍戰俘們見面,有時還被帶往清官吏家中做客,同時,他們也能和在舟山的英國人通信,“10月8日,安突德上尉收到了幾封來自舟山的信,信中透露了獲釋的希望,他好心地把他的大部分衣服送給了我……26日,我們都被上級官吏召見了,幾乎沒有人想到會有什么快樂等著我們。(但)我們見到了從舟山寄來的衣服和信件,我要感謝親愛的Proudfoot太太。一看到為我失去的親人準備的衣服,我就不知所措。在這些信件中,我收到了一封非常親切的信,里面有我的朋友Baily上尉送給我的一雙可以接受的鞋子。全權代表給我們寄來了三百元錢,我們還得到了大量的衣服、葡萄酒、麥芽酒和其他物品。所有的囚犯都有衣服寄給他們。所有的英國人,除了那兩個病人,都在場,令我們非常滿意的是我們的鐐銬被解開了……當我們在舟山與朋友們的私人交流渠道開通時,我們的喜悅難以言表,我的朋友,當我收到您的第一封信(12月29日)時,我得到了極大的安慰……”[6]

  “這個時候他們對我很好,我去看了官吏的夫人,她給了我一些水果和人造花,這是我從一位中國女士那里得到的第一個善意的表示。他們允許我一直待到晚上,我又一次因為見到了我的同胞們而高興起來,呆待了一段時間后,我們都到監獄里去寫回信。”

  諾布爾和其他英國戰俘于1841年2月22日被釋放,他們離開寧波的監獄前往鎮海,26日乘船駛抵舟山英軍戰營。

  三、其他戰俘回憶:中國人待我們很好

  如果說諾布爾在獄中所寫的信,因為需要接受獄方檢查而不敢涉及虐待之事,那么在英俘被釋放后所寫的回憶錄,則是他們在獄中有無受到虐待的最有力佐證。

  鳶號獲救船員約翰·李·斯科特于1841年在倫敦出版了《鳶號失事后在中國被監禁的敘述》一書,詳細記錄了從鳶號失事、被捕、囚禁直至釋放回到英國的全過程,他也是鳶號幸存船員中唯一一個寫下回憶錄的人。

  斯科特和諾布爾分別關押在兩個相距較遠的監獄,但經常來往,多次見過諾布爾,“安突德上尉和諾布爾太太被關在另一個院子里的單獨房間里,白天他們也被允許自由,但到了晚上,他們都被鎖在籠子里”[4]。而和諾布爾關在一起的安突德,對諾布爾的情況則更為了解,在空閑時候,諾布爾能經常和軍官們互通書信,并且為戰俘們做一些針線活,“我們真的沒有什么東西可以送去縫紉,也沒有什么可以修補的。星期一,我會為給你帶來便條的那位小紳士畫張像”,“兩位軍官同諾布爾太太保持著愉快的通信,竭力減輕她的煩惱”[14]。

  在戰俘們被釋放回到英國后,斯坦利·萊恩·普爾(Stanley Lane-Poole)曾在《英國畫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回應了英國社會關心的戰俘被虐待之事,“盡管他們受到了明顯的嚴厲對待,但中國人是否有意虐待他們還是個疑問。至少斯科特先生為他們作了如下證明:‘中國人總體上對我們很好,除了士兵的鞭子和幾個熱煙斗穿過籠子的柵欄之外,我們從來沒有受到過騷擾……在許多情況下,我得到了一些善意,例如,當我因雙手被捆綁而幾乎昏倒時,一個好心的當地人給我拿了水和一些小糕餅。無論我們停在哪里,總會有人給我們一些糕餅或一小撮煙草。甚至連士兵們也很善良。在一艘舢板上,我被放在一個印度水手旁,他的雙手仍然被綁在背后,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著。我把士兵的注意力吸引過來,他們中的一個立刻松開了他的鎖鏈……我摔倒之后膝蓋受了重傷,血順著腿淌下來,一個官員來了,他從口袋里掏出一個瓶子,往傷口上撒了一層粉末,就止住了血。總之,中國人并不像他們描繪得那么壞’”[14]。

  這批戰俘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第一次鴉片戰爭進程,尤其是中英談判時,它成為清政府手中一個重重的砝碼,要求英方交還被強占的舟山,清朝則釋放俘虜。1841年2月,在中英雙方于廣東達成初步協議后,英方撤離舟山,清政府則依約將戰俘釋放并送還至定海。

  四、結語

  鴉片戰爭爆發后,清廷曾在主戰、主和之間徘徊不定,也導致了對待戰俘的不同態度。但這批戰俘在寧波的監獄所受的人道主義待遇,卻使英軍的所謂報復行動從一開始就陷入了非道義之中。從中也可以看出,盡管英軍以堅船利炮野蠻地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但中國軍民對待已放下武器的俘虜,依舊充滿了人性。

  參考文獻

  [1] Augustus Phillimore.The life of admiral of the fleet Sir William Parker.London:Harrison & co.,1897:P435.
  [2] Liam D'Arcy-Brown:A White Barbarian Lady:The story of Anne Noble,a Victorian woman imprisoned.Warwickshire:Takeaway Publishing,2016:P113.
  [3] Alexander Murray:Doings in China[M].London:Richard Bentley & co.,1843:P61.
  [4] [13]John Lee Scott:Narrative of a recent imprisonment in China.London:W.H.Dalton.1841:P5.
  [5] [10]炎明主編,寧波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浙江鴉片戰爭史料上》,寧波出版社,1997年:第374頁、第363頁。
  [6] [7][8][9][11[12]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X).Canton: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1884:P194-211.
  [14] [15]The English illustrated magazine(Volume xll October 1894 to March 1895).London: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limited.1895:P8.

  原文出處:邱妤玥,邱波彤.鴉片戰爭初期英國女俘被囚始末[J].浙江檔案,2020(04):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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