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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評價轉變反映的史學思潮變化

時間:2020-06-20 來源:史學理論研究 本文字數:14006字
作者:顧建娣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    要: 對洪秀全的評價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之前,清政府稱其為“逆首”;清末革命黨為反滿需要,尊其為民族革命先烈;國民黨政府繼續沿用這一稱呼,而共產黨稱其為民主革命的先驅。1949年到1976年,洪秀全被尊為人民英雄,被不斷美化、神話。1976年之后,研究回歸理性,洪秀全被稱為起義領袖,不再被一味美化,但又出現了另一極端現象,即對其人其事全盤否定。對洪秀全評價的變化反映了史學思潮和社會思潮的嬗變。

  關鍵詞: 太平天國; 洪秀全; 史學思潮;

  Abstract: The view on Hong Xiuquan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of change. Before1949,the Qing government called him the leader of the rebels. By contrast,the anti-Manchu revolutionary party in late Qing praised him as a martyr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So did the Kuomingtang government.The Communist Party called him a forerunner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From 1949 to 1976,Hong Xiuquan was respected as a hero of the Chinese people,continuously beautified and mythologized. Since1976,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tudy has returned to reason and people now call Hong Xiuquan the leader of the uprising and no longer over beautify him. Yet some of them go to the other extremity,that is,the total negation of his role in history. The changing view on Hong Xiuquan is part of the broader change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thoughts.

  太平天國運動有別于之前的歷代農民起義。它有自己的綱領如《天朝田畝制度》,有自己的歷史書寫如《太平天日》《太平天國起義記》,有自己獨特的宗教理論如《原道醒世訓》,還有天歷、科舉制度、文字等。太平天國不僅在軍事上要推翻清朝統治,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也要推翻封建正統。失敗后,太平天國的各種印書和文書被毀,民間談論太平天國也成為禁忌,太平天國的史事和人物被蒙上一層神秘色彩。清王朝覆亡后,大量太平天國資料被發掘,談論和研究太平天國的人日漸增多,太平天國史事漸漸明晰,但對其史事和人物的評價卻歧見百出。這種分歧尤其體現在太平天國的靈魂人物——洪秀全身上。對洪秀全評價的變化,1反映了史學思潮乃至社會思潮的變化。

  一、造反者與革命者(1949年之前)

  在清朝政權存在期間,任何對其統治不利的言行都是被禁止的,比如清初為鎮壓江南民眾反抗而制造了“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為震懾士子而頻頻興起“文字獄”。盡管受到高壓,民眾的反抗斗爭卻從未停止。晚清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訓》中宣揚“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2在《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中宣稱“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征”。3這些文字體現的歷史變易觀挑戰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封建正統史觀,因而受到封建知識分子的口誅筆伐;太平天國又因與清朝爭奪天下而受到曾國藩等清朝官僚的軍事圍剿。洪秀全被斥為“逆首”“劇寇”,太平軍也成為“賊寇匪逆”。
 

洪秀全評價轉變反映的史學思潮變化
 

  同情、支持太平天國者如清末革命黨則稱太平天國人物為“英雄”“先烈”,孫中山自稱“洪秀全第二”。革命黨人大力宣傳洪秀全等人的事跡,甚至假托太平天國人物杜撰詩文楹聯。1902年,孫中山授意劉成禺“搜羅遺聞,撰著成書”,以“發揚先烈,用昭信史”,作為革命黨“宣傳排滿之好資料”。4成書后的《太平天國戰史》使用太平天國紀年,以“存漢朔”。不同于之前清朝的官修書,如為剿平太平天國提供參考的《賊情匯纂》,或為弘揚武功而修的《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太平天國戰史》是晚清第一部完整的、在清朝統治政權尚存的情況下,從造反者角度撰寫的支持造反者的“史書”,封面兼題“漢族流血書之一”“漢族流血書之二”。孫中山在“序”中將洪秀全與朱元璋相比較,反對“是朱非洪”這些“以成功論豪杰”的論調。他視洪秀全為反清復明的“豪杰”,批評羅澤南、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等人號稱學者,“終不明春秋大義,日陷于以漢攻漢之策”。5該書號召洪門會眾堅守洪秀全等人遺志,繼續反滿興漢,為孫中山贏得了廣大洪門會眾的支持,而內容是否真如孫中山所言是“信史”已不重要了。

  為使“家國種姓之事”為更多“里巷細人所識”,1905年6月4日開始,革命黨人黃世仲在香港《有所謂報》上連載《洪秀全演義》,1907年香港同盟會機關報《中國日報》又發行了單行本。作者以文學手法“演洪王大事”,以達到“掃成王敗寇之腐說,為英雄生色”之目的。6書成后風行海內外,對革命反滿起了極大的宣傳鼓動作用。

  革命黨人在史書書寫上明顯受到梁啟超“新史學”的影響。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流亡日本,提倡資產階級“新史學”,震駭一時。他呼吁史學要“知今務”,不僅要陳述“事實”,還要有作者“理想”;要區分“朝廷”與“國家”、“君史”與“民史”,反對正統論、治亂循環論,因而為洪秀全“悲”,因“其與圣神相去不能以寸耳”。7革命黨人正是將歷史與現實關聯,借史乘中洪秀全等人之片段,發揮成篇,提倡民族精神,鼓吹革命排滿。

  中華民國成立后,民族革命史觀成為論述太平天國史的主流史觀。1923年凌善清的《太平天國野史》和李法章的《太平天國志》皆秉持民族革命立場,對洪秀全大肆褒揚。81929年王鐘麒的《太平天國革命史》堅稱太平天國“革命精神之所托,有足為后世稱道者,確有其典章制度在,當不容清廷官書之抹煞,隨兵敗以俱湮也”。9

  其后出版的一些近代史論著既持民族革命立場,又不同程度地批評太平天國和洪秀全、肯定曾國藩。1935年出版的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肯定了洪秀全起義的合理性,但認為洪秀全不能救中國,其宗教思想“極為幼稚”;太平天國“除人民流離、死亡而外,別無有意識之結果”;“即使洪氏僥幸成功,不過以暴易暴,而其狂妄之思想,摧殘文化,禍猶未可知也”。而曾國藩“遇困難多能忍耐”,“有深思遠見之方略”。太平天國留下深刻教訓,“叛亂未起,政府尚未失其尊嚴,猶能維持境內之粗安。禍亂既作,人民失其遵守法律之習慣,遂至群盜蜂起。當局者茍或不嚴辦理,則人民不能安居,而痛苦將倍蓰于前也”。該書從歷史觀照現實,對中國的前途也有論述,認為“中央軍剿共已久,迄未將其肅清”,“今日政治上之急務,首在中央權力達于各省”,“無論武力統一,或獨裁專制”;統一后,再通過“逐漸改革”,達到“許民參政”。101938年蔣廷黻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又名《中國近代史大綱》),雖稱道洪秀全反滿興漢,肯定其宗教迎合了民眾心理,平均地權也富有政治家眼光,但認為太平天國仍是“舊社會走循環套”,洪秀全“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點很多而且很大。……太平天國的失敗,證明我國舊式的民間運動是不能救國救民族的”。而曾國藩將守舊和革新并行,對近代史作出了大貢獻,但這種“士大夫式的運動也不能救國救民族”,只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民族“惟一復興的路徑”,只要“追隨總裁,謹守總理遺教,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11

  1944年蕭一山出版的《清史大綱》(后更名《清代史》)和簡又文的《太平軍廣西首義史》,都肯定太平天國是民族革命,如果勝利了,對民族復興有推動作用,但又對太平天國和洪秀全提出批評。蕭一山批評洪秀全“要徹底的宗教革命”,帝王思想和階級觀念非常濃厚,只是偶然地為民主政治留下一點影子,而曾國藩“是近代偉大的人物”,于民族革命可說是“罪人”,“但他們在無形中轉移了滿人的政權,功過亦足相抵”。簡又文批評以曾國藩為首的傳統禮教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反對用民主政體、民權主義來衡量太平天國,主張用“歷史的態度”兼“時代的眼光”科學客觀地看待太平天國的人和事,“不能厚非洪秀全等之沿用古制為帝為王續行專制”,認為“革命和反革命的勢力相斗爭”導致“空前的毀滅力”,“成為歷史的大悲劇”。12

  這種在肯定太平天國是民族革命的同時,又肯定曾國藩的作用,是國民黨政府成立后的現象,與蔣介石的態度有關。以孫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蔣介石欲親自撰寫太平天國戰史為其辯誣,13稱太平天國乃“民族思想之發皇,轟轟烈烈,在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紀念”;白崇禧評價“太平天國在革命史上自有相當之價值”;于右任、李濟深皆作文或題詞頌揚太平天國的民族革命精神。14《太平天國詩文鈔》的編者羅邕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建議,“禁止沿用粵賊諸稱而代以太平軍或相等名稱,以保民族革命之光榮”,于1930年7月24日獲得批準。15太平天國人物終于在政治上擺脫了“賊”“匪”等污蔑性稱呼,由國民黨政府以法令形式定性為民族“英雄”“先烈”。1943年,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稱洪秀全起義為“太平天國舉義”,16可見其一貫的肯定立場。但蔣介石吸收洪秀全、曾國藩史事中對其有用的一面,在肯定洪秀全領導的民族革命時,又肯定曾國藩等人對清朝的貢獻,認為“曾、胡、左氏之言,皆經世閱歷之言,且皆余所欲言而未能言者也,……實為治心治國者之良規”。17蔣介石的態度反映了其處于外敵欺凌和共產黨革命的雙重壓力下,對曾國藩行為的理解和支持,也反映了他抗戰建國的立場,即遵循國民革命的路線,推行“三民主義”的建國方針。支持蔣介石政府的文人如蔣廷黻、陳恭祿,在“民族革命”的主流論調下,將太平天國史事和人物納入近代史的整體框架內,用進化史觀重新解釋,以“能否救國救民族”作為評判標準,肯定曾國藩,將農民起義等不支持政府的行為視為民族復興的阻礙力量。蕭一山完全迎合蔣介石的論調,簡又文也批評太平天國的“毀滅力”。在抗戰建國的道路選擇上,他們支持蔣介石政府,批評共產黨革命。

  但支持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突破資產階級民族革命史觀的敘事模式,對太平天國和洪秀全做出了新的解釋。1930年李一塵、1932年張霄鳴皆運用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法分析了太平天國的起因、階級成份和兩大對立營壘。李一塵將洪秀全劃歸小資產階級,認為太平天國是“十九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矛盾的產物”,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農民革命”,不是進化史觀認為的“一種無意義的騷動”。中國的革命者要“正確的估計中國革命前途”,就不可忽視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張霄鳴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認為階級營壘不是機械的、一成不變的,洪秀全是“破產的下層知識分子紳士”,太平天國是“反封建勢力的農民革命”,失敗的首要原因是“沒有中堅有力的領導階級”,號召“革命的戰士們”努力完成太平天國未竟的反帝反封建任務。18兩書雖然囿于資料局限,史事不完全正確,如洪秀全家族并非“破產”,但皆借太平天國運動,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論證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合理性。書中提出的“中堅有力的領導階級”“反帝反封建”等概念,讓人耳目一新,為后來的研究開啟了新的分析模式。

  1946年范文瀾出版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作。其觀點迥異于資產階級史家,與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的主要觀點甚至針鋒相對。針對蔣廷黻的“循環套”論,范文瀾認為“太平革命”揭開了“民主主義革命序幕”,舊式農民起義面目為之大變;太平天國的“一神教比多神教、拜物教也是大進一步”;“太平革命”是第一次提出政治、經濟、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運動,是中國歷史劃時代的大事件,與“五四運動”同為一百年來歷史上兩大轉變時代的標志,但領導者的宗派思想、保守思想、安樂思想導致革命失敗,歷史決定這個革命只能起著民主革命先驅者的作用。書后附有《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一文,稱曾國藩是“鴉片戰爭后百年來一切對外投降、對內屠殺的反革命的漢奸劊子手們的‘安內攘外’路線的第一個大師”,“是百年來一切反動派的開山祖師,直到今天,還有人繼承他的漢奸劊子手衣缽,決心充當他的末代裔孫”。19顯然,該文是為揭露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政策而寫。

  這種新的詮釋話語體系的出現,緣于一些學者發現生物進化論并不能解釋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現象。帶著困惑和反思,他們繼續尋找更科學合理的解釋方法,馬克思主義理論由此進入他們的視野,并被接受和傳播,促成了他們的唯物史觀的形成。他們運用新理論重新審視中國近代史上的史事和人物,從關注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出發,為中國革命提供歷史經驗和教訓,肯定了太平天國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意義,因而得出不同于進化史觀的解釋。

  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又應時代的特別需要而寫。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國共兩黨摩擦不斷,蔣介石政權及其右翼文人攻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在史學領域鼓吹“三民主義”建國和獨裁統治。共產黨內嚴格遵守共產國際指示的馬克思主義者與主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之間的分歧也在加大。毛澤東需要構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來重新解釋近代史和太平天國的史事和人物。1939年冬,毛澤東和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志合作編寫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供“各學校、各訓練班教課及在職干部自修學習之用”。20該文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范之作,高度評價了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主力軍作用。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反駁“三民主義”建國的論調,強調“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毛澤東并鼓勵范文瀾在史學領域展開斗爭。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即應這一政治和文化斗爭的需要而作。該書運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話語體系,將中國革命劃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強調太平天國革命的原因是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中國人民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由此開創了此后中國近代史的革命史觀書寫模式。

  綜上所述,1949年之前,各界對洪秀全的評價不是單一不變的。清政府稱洪秀全為“逆首”;清末革命黨因反滿需要而稱其為民族“英雄”“豪杰”。民國時期,國共兩黨因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和對中國出路的設計存在差異,因而對洪秀全有不同評價。在民族革命史觀下,“先烈”等成為蔣介石政府的主流評價,支持蔣介石政府的知識分子認為太平天國革命不利于救國救民族;在唯物史觀下,中國共產黨及其支持者視太平天國革命為民主革命先驅,大力褒揚太平天國史事,同時也不諱言太平天國及其領導者存在的缺陷。各方因政治立場不同、話語體系不同,對太平天國和洪秀全的評價遂因之而變。

  二、“人民英雄”(1949—1976年)

  新中國成立后,洪秀全被尊為“人民英雄”而受到景仰。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團第二次會議通過了豎立“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決議和毛澤東起草的紀念碑碑文,30日又經全體會議通過。閉幕式后全體代表在天安門外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宣讀碑文后,親手執鍬鏟土,以表崇敬先烈。紀念碑的第二塊浮雕內容是“金田起義”。金田起義的領導者和起義者的“人民英雄”形象經由第一屆政協會議以“決議”的形式確定下來,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英雄獲得了同樣尊崇的地位。

  新中國成立后的太平天國史研究因之而成為顯學,取得很大進展。盡管學者對太平天國的性質有爭議,但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使用革命話語體系,關鍵詞離不開“農民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空想農業社會主義”“進步階級”“進步政黨”等,“宗教革命”說遭到批判。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雖一度刪去“說明”中批判曾國藩的一段話,但后來的版本重又加上,并一直保留;1955年第9版對太平天國失敗的評價加了一句“農民階級不得工人階級的領導,就無法負擔民主革命的任務”。21

  除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參與爭鳴的其他學者,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已風流云散。蔣廷黻隨蔣介石退居臺灣,繼續為蔣介石政權出謀劃策;簡又文移居香港,批評大陸“馬克斯派史家”之專著或論文“均根據馬克斯之經濟史觀立言,以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為階級斗爭,農民革命,千篇一律,如刻版、如八股”;22追隨中共政權留居大陸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識則逐漸統一到唯物史觀上來。陳恭祿在1956年從立場、觀點和方法上嚴厲批判舊著《中國近代史》,認為其“毒害了青年”,是站在“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立場”說話。具體而言,他批判舊著對農民起義認識存在三點錯誤:“污蔑起義軍領袖是‘盜魁’,并斥起義群眾是‘會匪’‘盜賊’”;“夸大革命的破壞”;“武斷一般革命無建設”,對太平天國的評價“效果同于歪曲歷史”。他新認識到“農民起義和革命活動是推進社會發展的動力”,“太平天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農民革命”,而曾國藩是“官僚大地主的代表”,是“民族的罪人,屠殺人民的劊子手”;舊著是“主觀唯心史觀的著作”,“污蔑人民革命,反蘇反共”,“完整的成為極反動的思想體系,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代言人”。23

  羅爾綱也對原來的觀點作出修正。在1936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綱》“自序”中,羅爾綱認為,“最近”太平天國寫作“多成為一種理論的解釋”,“近于宣傳”;歷史家的任務是“求真”“傳信”,不要為“時代的觀念”所持,因此作者稱洪秀全是“知識分子”,太平天國是“貧民革命”,但“含有民主主義的要求并且參入了社會主義的主張”。24但在1951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稿》“自序”中,作者稱太平天國之“偉烈固非秦漢以來歷次農民起義所可得同日而語,即后之辛亥革命亦遠不足以望其項背,倘太平天國革命成功,則中國必不致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可斷言也”。太平天國“革命先烈”“反封建反侵略之偉大精神”、“前仆后繼、可歌可泣之壯烈犧牲史跡,則永為中國人民所緬懷追思”。1955年第3版中,在“本紀第一·天王”篇原篇首第一句“洪秀全,廣東花縣人”前加上“太平天國反封建反侵略的大舵手叫做洪秀全”,下文又進行詳細論述,并稱贊洪秀全個人生活“非常嚴肅”,“反革命分子記載說他‘晏安’‘荒淫’,完全是污蔑、狂吠”;對于洪秀全的不足,只批評他“與群眾中間隔著一個媒介體”,“不能積累豐富的政治軍事經驗去實際領導太平天國革命”。1957年第4版在“重印題記”中批評1955年版“有些地方仍然強調進步的一面,忽略了落后的一面”,“對歷史事實也有評價過高或者看錯了的地方”,因此“作了一些初步的補充或修改”,但對洪秀全的評價并未改動。25故有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推動”了羅爾綱的“學術進步”。26

  他們的這些思想轉變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些“運動”促成的。1949年10月華崗在《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史》中特別提出:“每一個社會制度的變革,必然引起或簡直包含著人性與人品的改造。人們在改造自然與社會的斗爭過程中,同時也就必須改造自己。如果沒有這后一種改造,那么前一種改造也就不能徹底完成。”27這是一個大有深意、具有先見之明的提法,呼應了《共同綱領》的教育政策。1949年9月29日第一屆政協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決定,“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281950年6月,毛澤東指示“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辦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29從1951年秋開始,中共中央在知識分子中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有組織有計劃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通過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清除封建主義影響,劃清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最終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周恩來應邀為京津高校教師做輔導報告,報告中允許知識分子從民族立場到人民立場再到工人階級立場的逐步轉變;態度上,強調分清敵我友,允許知識分子從同情革命到參加革命的轉變。301954年, 胡繩構建的以“三次革命高潮”為標志的近代史詮釋體系,漸為學術界普遍接受。因該體系突出階級斗爭的革命作用,太平天國運動順理成章地成為第一次革命高潮。通過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知識分子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上達到了統一,近代史研究中唯物史觀和革命敘事取得了指導地位,農民起義及其領袖被拔到很高的位置。

  陳恭祿在思想改造中,自述學習政治理論越多,對舊著的毒害認識越深,內心痛苦不安,保證不再用舊著《中國近代史》授課,也不愿意再研究中國近代史,情愿躲在古代史料堆里,逃避現實。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共同工作的同志”態度誠懇地鼓勵他對舊著進行批判,他“受了感動和鼓舞,有了勇氣,不但愿意批判舊著,而且決心重行研究”,31于是近乎徹底地否定了舊著《中國近代史》。羅爾綱自述,在解放前后即知道走中間路線的錯誤,知識分子必須“一邊倒”,“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就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場”,自己是中了“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毒”。1950年春,羅爾綱作為貴縣代表參加了貴縣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以實際行動參與政治。1958年5月30日,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受批判胡適思想的影響,羅爾綱也批判自己的考據方法“無法用于研究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聯系”,要“改正自己的短見和錯誤”,32因而不斷修改《太平天國史稿》的內容。羅爾綱并認為,胡適“申斥”他在《太平天國史綱》中“專表揚太平天國,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不曾恢復元氣,卻沒有寫,有失史家的公正”,是立場問題,是錯誤的。33

  這一時期由于史觀導向正確,學者摒棄了民國年間的錯誤認識,澄清了一些理論問題,研究取得顯著發展進步,關于太平天國的專著和論文的數量在中國近代史領域中首屈一指。但在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也存在對唯物史觀的認識簡單化、教條化的傾向,表現為一味謳歌、美化太平天國的史事和人物。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譴責“反革命破壞”行為、為太平軍辯護的敘事模式,也被學者沿襲。《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序言”稱那些“出于反動地主階級之手的書籍”對“太平天國革命盡力污蔑”;《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遲遲不能出版,是因為當時中國史學會認為那是清方文人寫的“反面資料”,不宜出版。羅爾綱特別撰文《滿清統治階級污蔑太平軍殺人放火奸淫擄掠考謬》為太平軍辯誣,直至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寫資料“說明”時,仍沿用此模式。此外,對“宗教革命”說的批判導致學術界長時期回避或否認宗教現象在太平天國運動中的存在,即使提到,也只是簡單地予以斥責。這些研究工作中的“幼稚病”,限制了對太平天國認識的深入。

  政治上、學術上對階級斗爭作用的過分強調和對農民起義領袖的過分美化、拔高,一定程度上導致了1964年對李秀成“忠王不忠”“背叛革命”的批判。李秀成在自述中對洪秀全的批評皆成為批判的靶子,曾經肯定過李秀成的學者如羅爾綱也因“偽降說”而受到批判。對太平天國人物的評價開始偏離正常的學術軌道,學術爭鳴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為“文革”中借“歷史問題”給黨內一大批功勛卓著的老干部扣上“叛徒”的罪名而進行打倒、批斗制造了輿論。“文革”中,洪秀全成了“近代中國討孔運動的先驅”“反儒的法家”。這種評價是與當時“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的政治運動相呼應的,“反孔”還是“尊孔”成了“革命”還是“反革命”的評判標準,成了“兩條路線”之間的階級斗爭。“影射史學”由此泛濫成災,嚴肅史學遁跡無形,學術研究陷入窒息。

  三、“起義領袖”與“邪教主”(1976年之后)

  “文革”結束后,太平天國史研究逐漸步入正軌,回歸理性。1976年底,史學工作者提出要批判“四人幫”對太平天國研究造成的禍害,后來又提出糾正“神化”洪秀全、“鬼化”李秀成等人的問題。王慶成認為“太平天國革命的反封建性質不容否定”,批駁了梁效、羅思鼎之流根據“四人幫”的政治需要,隨心所欲地曲解歷史事實,用“路線斗爭”論來塑造太平天國歷史的做法。34任繼愈等人撰文批判“影射史學”,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35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做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和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些會議及其成果對歷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史學界繼續反思“左”的影響,開始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在運用唯物史觀上有明顯進步,不再一味美化太平天國,而是稱其為農民運動,其領導人為運動領袖;對太平天國的各項政策制度的評價也趨向客觀公正,對太平天國的對立面如湘淮集團乃至整個“地主階級”也展開專門研究。同時,研究上追求實事求是,避免為尊者諱。比如,王慶成摒棄洪秀全提出和實行“四大平等”說;又突破禁區,對太平天國宗教做了開拓性研究。1992年,關于太平天國宗教的第一部專著《太平天國宗教》出版。36

  盡管太平天國研究在這一時期有重大突破,成績顯著,但不再是熱點,而是漸趨冷落。在依然受到社會關注的同時,又出現了另一種偏向:全盤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國。1989年1月,馮友蘭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6冊,否定太平天國,給曾國藩翻案。他認為太平天國推行的是神權政治,洪秀全的宗教宣傳和神權政治要把中國拉退到黑暗時期;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是基于人權基礎上的“圣戰”,“避免了中國歷史倒退到神權政治的黑暗時期”。371990年7月,《中國哲學史新編》第7冊完成。該書將毛澤東一生分為“科學的、空想的、荒謬的”三個時期,當時未能在大陸出版。李澤厚一反之前肯定太平天國“對地主階級進行空前的思想反抗和暴力沖擊”的態度,放棄了自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歷史上的任何農民革命包括太平天國”之間有“原則的區別”的觀點,否定革命發生的歷史必然性,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又將洪秀全與毛澤東進行類比,批評他們“不能把非常時期和軍隊里的辦法應用和推廣到正常時期和整個社會”。38

  其后,又有唐德剛以“野史”筆法,將洪秀全和古今中外的人物進行類比,稱“洪天王不如毛主席”,“洪秀全……只是基督教中一個狂熱教派的‘教父’”,“‘太平天國’實為一四像、四不像之‘改朝換制’(不只是‘改朝換代’)的革命政權”。39潘旭瀾以文學的激情將洪秀全想象為“科舉怪胎”“有輕度精神病的準皇帝”“西裝上衣套龍袍的瘟神”形象。他認為,“洪秀全造反獲得局部的成功,是以中國社會的大動亂、大破壞、大倒退為代價的,……是以中國喪失近代化的最后機遇而長期淪為帝國主義刀俎下的魚肉為代價的。尤其可怕的是,這一切還被作為一首英雄史詩,向人們指點通向人間天堂的金光大道”;“將洪秀全這個暴君和邪教主送進墳墓,給太平軍造反畫上句號,從根本上來說,是曾國藩對中國的重大貢獻”;當這“句號”“被徹底扒掉,就必然會‘洪’水滔天,鬼魅橫行,蛇鼠襲人,萬家墨面,文化蕩然”。40歷史學者史式呼應潘旭瀾的論調,認為“太平天國可以稱之為一場流產了的革命,一場失敗了的起義,一個不應該長期延續卻可悲地一直延續到覆亡的邪教集團”。41

  這種全盤否定現象的出現,源于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興起和泛濫與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緊密關聯。42改革開放后的思想解放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調整,促成現代化研究成為史學研究的新熱點,并與革命史敘事展開論爭。學者多摒棄將兩種敘事模式對立的觀點,而認同新時期兩種敘事模式可以相互借鑒、包容共生。但也有極端例外。在評價太平天國時,有些學者將兩種敘事對立,觀點驚悚,用語激進,但并未超越蔣廷黻,仍認為太平天國、洪秀全不利于現代化,而肯定曾國藩。

  后現代理論的輸入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泛濫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后現代理論主張“往事不可追憶”。其代表人物之一海登·懷特認為,歷史是歷史學家運用“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是小說創造的運作”。43這就導致了客觀歷史真相不可知的懷疑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為打著“還原歷史真相”、任意歪曲歷史事實、隨意臧否歷史人物大開方便之門。后現代理論認為“那種用循序漸進的方式來說理、論證的做法已經不再為時人所采用,取而代之的是用多變的色彩、強烈的感覺變化、沒有邏輯聯系的影像組合來達致一種突兀、奇特的印象,由此來傳達信息,獲得傳播的效果”,“歷史學家那種用歷史敘述的方式”以及“隱含在這種敘述方式背后的歷史演化進步的觀念,也隨之而遭到拋棄了”。44那種“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統一了中國”“如果沒有辛亥革命”之類的假設史學,就是拋棄了邏輯嚴密的論證方式,偏離歷史唯物主義的軌道,無視革命發生的客觀必然性和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性,將歷史推向唯心主義境地,造成思想認識上的極大混亂。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因其危害極大,早已引起很多學者的警惕和抵制,附著于其上的各種論調因存在著史實、理論和論證方法的問題,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史學家的批駁。圍繞太平天國和洪秀全的評價變化,反映的是是否堅持和如何堅持唯物史觀的問題。反帝反封建是中國近代史的主題,革命有其客觀必然性,歷史發展也有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是不容置疑的。

  余 論

  每一時期,在主流宏大敘事的背景下,總有非主流的聲音出現。太平天國運動從“造反”“革命”到“破壞”,洪秀全從“人”“神”到“鬼”,圍繞同一歷史事件、同一歷史人物,為什么會評價迥異甚至截然對立?根本原因在于史觀不同。除了須警惕后現代理論“以論帶史”的陷阱外,在占有史料一致的情況下,國共兩黨及革命史敘事、現代化敘事皆因秉持的史觀不同,導致對太平天國和洪秀全的評價差異,這其實涉及如何看待農民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中國道路、中國前途的問題,反映了對近代中國歷史主題的不同判斷和研究主體的現實訴求。對于一些刻意美化、拔高的現象,有學者認為是后來者從各自的目的出發對“修改和重寫”歷史事實的重視程度遠遠高于對歷史事實的重視程度,“使它們成為現在的能量源泉,使得現在和過去能夠相互確認和證實”。45如何使評價趨于一致?有學者建議“拋棄現有敘事特有的目的論,特別是強加給中國近現代史的既定進程的人為‘結局’,并重建一個能夠說明過去幾個世紀中國的經驗及當代發展之間歷史與邏輯聯系的主敘事,以此重新界定中國的近現代史”。46這恐怕只是一種美好的愿望,脫離客觀實在的抽象的普世“主敘事”未必存在。

  不僅中國人研究中國史存在著不同時期不同解釋的問題,就是國外學者以局外人的身份研究中國史也存在同樣的問題。費正清的“西方中心觀”的“沖擊—回應”說未嘗不是冷戰時期兩個陣營的對立在意識形態、歷史領域的反映,柯文的“中國中心觀”也未嘗不是中美關系解凍后美國史學界重新重視中國的表現,“哈佛—燕京學社”對中國革命的研究時時透露出時代變遷的軌跡。47但是歷史學家有歷史學家的責任,這個責任關乎人類、國家、民族、社會的未來和發展,因此對歷史的解釋不應該隨心所欲,而應是建立在翔實可靠的史料和嚴密邏輯論證基礎上的解釋,任何歪曲歷史、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做法,雖能博得一時關注,但終究禁不住歷史的檢驗,而要被拋棄。

  從革命史敘事、現代化敘事到后現代理論,中國學術界在傳承自己學術傳統的同時,也一直注重借鑒國外主要是西方學術界的理論。這些國外理論的產生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學術淵源。如果完全不加批判地接受來解釋中國歷史和實踐,難免僵化、削足適履,所以毛澤東堅持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習近平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構自己的史學理論,以書寫、解釋自己的歷史,既迫在眉睫,又任重道遠。后現代理論在鼓吹歷史真相不可知的同時,也顛覆了西方中心論,解構了西方占統治地位的話語霸權。48其重“解構”、輕“建構”的特點也為中國史學理論發展提供了契機,有利于中國史學界思考如何建構自己的史學理論體系,從而更好地解釋中國歷史,做到中國人的歷史中國人說了算。現在史學界呼吁史學理論本土化,在堅持唯物史觀的基礎上,提出的“新革命史”“新現代化”“新社會史”等,是對原有理論的修正和超越,已經走出了對西方理論亦步亦趨的圈子,轉而主動思考、尋求適合自己的理論。歷史真相只有一個,但是“橫看成嶺側成峰”,不同角度可能呈現不同面相,但這些面相不是歷史真相,只是真相的一個表現。對應不同的面相,可以運用不同的理論進行相應的解釋,最終目的是為了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地呈現真相,而不是將真相固定為單一面相。經過這樣的研究和積累后,離歷史真相越來越近,歷史真相就是可知可感的,而不是悲觀地認為歷史只是歷史學家基于不同意識形態的文字建構。當然,這是一條艱辛的路,需要學術界的共同努力。

  注釋

  1對洪秀全評價的變化,學術界關注較少。劉浦江的《太平天國史觀的歷史語境解構——兼論國民黨與洪楊、曾胡之間的復雜糾葛》(《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對此有所涉及。
  2夏春濤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洪秀全洪仁玕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頁。
  3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頁。
  4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17頁。
  5孫文:《太平天國戰史序》,漢公:《太平天國戰史》,東京出版祖國雜志社1904年版。
  6世次郎:《洪秀全演義》“例言”,1906年石印本。
  7梁啟超:《新史學·論正統》,夏曉紅、陸胤校,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12頁。
  8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文明書局1923年版;李法章:《太平天國志》,常州華新書社1923年版。
  9王鐘麒:《太平天國革命史》,何炳松校,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第112頁。
  10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140、132、188頁;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第683、691頁。2017年版本為1935年版本的校對版。
  11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重慶青年書店1939年版,第53—54、125、141頁。
  12蕭一山:《清代史》,商務印書館1945年版,第184、187、190頁;簡又文:《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自序”第8頁,正文第4、11—12、14頁,“太平天國全史導言”第4頁。
  13蔣中正編纂《增補曾胡治兵語錄》“序”,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1929年印行,第1頁。
  141928、1929年蔣中正等人之“序”或“題詞”,見羅邕、沈祖基輯《太平天國詩文鈔》,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
  15羅邕、沈祖基輯《太平天國詩文鈔》,第193—194頁。
  16蔣中正:《中國之命運》,正中書局1943年版,第40頁。
  17蔣中正編纂《增補曾胡治兵語錄》“序”,第4頁。
  18李一塵:《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大光書局1936年重版,第153、4、2頁;張霄鳴:《太平天國革命史》,神州國光社1932年版,第260、95、241、270頁。
  19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東北書店1947年版,第73、82、138—139、142—143、392頁、“說明”。
  20《共產黨人》第4期,1940年2月25日,第2頁。
  21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49年版;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4頁。
  22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簡氏猛進書屋1962年版,“緒言”第50頁之三。
  23陳恭祿:《對舊著〈中國近代史〉的自我批判》,《教學與研究匯刊》1956年創刊號,第3—5、13—15頁。
  24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98、101頁。
  25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開明書店1951年版,第1—3頁;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1、12—13頁;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6頁。
  26張海鵬:《試論羅爾綱史學研究的新生命》,《羅爾綱全集》第1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頁。
  27華崗:《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史》,海燕書店1949年版,第208頁。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
  29《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5頁。
  30周恩來:《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195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48、450、452頁。
  31陳恭祿:《對舊著〈中國近代史〉的自我批判》,《教學與研究匯刊》1956年創刊號,第3頁。
  32羅爾綱:《重寫太平天國史論文集的自我檢討》,《光明日報》1955年3月3日第3版。
  33羅爾綱:《羅爾綱全集》第20卷,第37頁。
  34王慶成:《太平天國的反封建性質不容否定——駁梁效、羅思鼎對太平天國歷史的歪曲》,《歷史研究》1977年第6期。
  35任繼愈:《批判“影射史學”,恢復哲學史的本來面目》,《哲學研究》1978年第3期。參與該文討論者另有李澤厚等6人。
  36夏春濤:《太平天國宗教》,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37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6冊,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90頁。
  38李澤厚:《太平天國思想散論》,《歷史研究》1978年第7期;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19頁。
  39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154、78、119頁。
  40潘旭瀾:《太平雜說》,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4、103、58、264、274頁。
  41史式:《讓太平天國恢復本來面目——為金田起義150周年而作》,《開放時代》2001年第1期。
  42夏春濤:《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產生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危害》,《史學理論研究》2019年第3期。
  43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見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頁。
  44王晴佳、古偉瀛:《后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序”,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
  45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杜繼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頁。
  46李懷印:《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歲有生、王傳奇譯,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76頁。
  47裴宜理:《“告別革命”與中國政治研究》,劉平譯,《思與言》第44卷第3期,2006年。
  48汪榮祖:《后現代思潮下中國現代史學的走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2007年,第173頁。

  原文出處:顧建娣.洪秀全評價變化與史學思潮嬗變[J].史學理論研究,2020(03):65-7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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