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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海峽兩岸關系發展趨勢探究

時間:2020-06-30 來源:現代臺灣研究 本文字數:7821字
作者:閆興 單位: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科社與政治學教研部

  摘    要: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同時蘊含機遇與挑戰。1949年以來兩岸關系與臺海局勢發展,是在中國和平發展并與世界關系發生深刻變化的宏闊視野和基本脈絡下得以演進的。當前兩岸關系發展存在暗流和風險,但民族復興和國家統一的大勢無法阻擋,“臺獨”分裂勢力不可能撼動兩岸關系基本格局,也改變不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并最終實現統一的歷史大趨勢。

  關鍵詞: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世界秩序; 兩岸關系; 趨勢;

  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1這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基于對全球秩序急劇變動調整和我國發展內外環境深刻變化的敏銳洞察而做出的重要論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發生巨變,并與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同步交織、相互激蕩。深刻認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內涵,牢牢把握這一變局給兩岸關系發展和中華民族復興帶來的機遇,對我們客觀和準確把握兩岸關系發展的基本格局和趨勢,促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

  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兩岸關系發展的歷史方位

  2018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局中危和機同生并存,這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重大機遇”。2習總書記多次就世界發展大勢和中國自身發展前景作出重大論斷,為我們準確把握當今中國面臨的包括臺灣問題在內的全部問題及進一步分析和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新的歷史坐標。“大變局”本質在于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和國際秩序的重塑,其動因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主導建立二戰后國際秩序的美國大搞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給全球帶來劇烈沖擊與震蕩;二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并堅定維護多邊主義,積極推進全球化良性發展。3由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核心內涵是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秩序的演進方向和發展趨勢產生深刻影響,沖擊了世界權力在國家間的重新分配,其鮮明的特征就是世界秩序面臨重組,中美戰略博弈加劇。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大變局”下,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日可待,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開啟新征程,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何時候更接近于全面復興。自近代以來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國已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從而可能迎來近現代史上由衰而盛的歷史性轉折。這種變化的具體表現:一是經濟發展態勢最好。中國經濟總量自2010年以來已穩居世界第二,2018年GDP達到13.5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比達到16%,遠遠甩開了第三名日本的6%,是美國經濟總量的66.3%,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年均30%以上。盡管目前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但全球幾乎所有經濟評估機構都對其增長前景作出樂觀預估。4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雖對部分外商產生不利影響,但中國仍是全球吸收外資最旺的地區。二是科技實力地位快速上升。中國的科技研發投入、全球性專利申請,均僅次于美國,整體科技水平大幅提升,目前雖與美國差距仍然不小,但部分新興領域如量子技術、AI、高鐵等已全球領先。三是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一帶一路”倡議隨著日本的加入,全球重要國家幾乎都參與其中;“中非合作論壇”幾乎囊括了所有非洲國家,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契合時代的中國特色公共產品。在既有國際體系中,中國不僅是參與者,更隨著綜合實力的增強,承擔了更多的國際責任,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動者。可以說,中國發展速度之快、影響之深遠百年未有,已成為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積極推動著國際體系朝著更公正合理方向發展。
 

新時期海峽兩岸關系發展趨勢探究
 

  (二)世界格局面臨調整和重構

  從世界層面來說,自17世紀中葉主權國家體系建立以來,經過一戰、二戰到冷戰、“后冷戰”時代,由西方國家建立起來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雅爾塔體系宰制面臨調整。一是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和既有國際秩序的主要締造者,希望繼續領導世界一百年,但在綜合實力下降、國際秩序急劇變動過程中,不僅難以有效應對“大變局”沖擊,更表現出與當今世界格格不入、不斷“退群”的姿態。二是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南北力量對比發生巨變。除中國外,還有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羅斯,所謂“金磚國家”“展望五國”“新鉆十一國”等大約十多個新興大國或中等強國同步崛起,非洲、南美也在板塊式復興。5三是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與全球治理格局發生巨變。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非國家行為體興起和新興力量話語權增強,使美國為首的西方在既有的聯合國政治體系、北約為主體的集體軍事安全體系、布雷頓森林經濟金融體系、國際司法體系等全球性政經體系中的主導權明顯削弱,全球治理體系正向西方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共治轉變,而諸如上合組織、金磚國家集團等非西方主導的全球性機制正對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格局產生深刻影響。四是西方世界發展整體性低迷,導致東西方矛盾斗爭的內涵發生結構性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普世價值面臨“中國模式”“北京方案”的沖擊,美國以所謂“華盛頓方案”維護其全球霸權的能力或將遭致削弱。五是經濟全球化與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威脅多元化相互激蕩,將世界各國人民裹挾在一起,在共同應對新變局下匯聚成一股強烈牽制單邊主義和鎖國主義的聲浪。

  (三)中國與世界關系出現新變化

  “大變局”下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新變化,為我們客觀認識和正確判斷兩岸關系發展及其趨勢提供了歷史方位。特別是1949年以來,兩岸關系發展與世界“大變局”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對冷戰后太平洋東西兩岸及臺灣海峽兩岸的戰略棋局產生了明顯影響。一是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美國自信心下降,恐懼感和焦慮感大幅上升,為實現其“再次偉大”的目標單方挑起中美貿易摩擦,以“經貿戰”“科技戰”和“臺灣牌”頻頻向中國發難,中美關系前景充滿著不確定性。二是島內“臺獨”勢力企圖“挾洋謀獨”。臺灣島內社情民意正在發生潛移默化的轉變,“臺獨”的現實可能性越來越渺茫,“臺獨”分裂勢力試圖利用世界格局變化“興風作浪”,加大“臺獨”動作,制造兩岸對抗,兩岸關系形勢更趨嚴峻復雜。與“大變局”相伴隨,兩岸關系發展正進入一個新的結構調整期,兩岸融合發展面臨新的歷史機遇,但風險和挑戰也隨之增多。

  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影響兩岸關系發展的消極暗流

  近70年來,臺海局勢發生了歷史性改變,但仍存在諸多消極暗流。海峽兩岸長期分離、兩岸不同發展道路背景下形成的政治認同差異等結構性因素日益凸顯,由此阻礙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進程。

  (一)臺灣社會“大中國意識”受到挑戰

  近百年來,臺灣社會意識長期處在中華傳統文化氛圍中,盡管孤懸東南沿海,地理環境的因素使臺灣同胞地方意識鮮明,但是這種地方意識側重的是地域、情感和群體認同,愛國愛鄉始終是臺灣社會意識的主流。即便是在日本殖民統治50年里,臺灣同胞始終胸懷祖國,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以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對抗日本的“同化”政策和“皇民化”運動,堅持了民族自主性,臺灣地方意識一直沒有偏離過“愛國”的內核,始終帶有濃厚的中國情懷。1945年臺灣光復后,國民黨當局積極“去殖民化”,使臺灣地區比較完整地保存了中華傳統文化,臺灣同胞的中國認同、中國意識并沒有因為兩岸分離而有所改變。但客觀上,兩岸長期分離也為所謂“臺灣主體意識”的滋長、形成和異化提供了土壤。在兩岸政經發展的不同路徑下,兩岸同胞的政治情感被人為地割裂。尤其是國民黨當局的長期“反共”宣傳,導致島內社會形成對大陸政治制度和人民政權根深蒂固的偏見,催化了臺灣地方意識“自主性”的快速提升,不僅給國民黨當局的“法統”造成巨大沖擊,更嚴重的是由這個“法統”所代表的中國元素在臺灣社會的影響也開始削弱。而促使這種社會意識明顯脫離中國語境、形成具有高度政治認同性質的“臺灣主體意識”,則與20世紀80年代末興起的臺灣“政治民主化”運動直接相關。李登輝作為第一個所謂的“臺灣人總統”,利用島內“臺獨”勢力挑起的省籍矛盾和族群情結,以及臺灣同胞因歷史遭遇形成的“悲情意識”“出頭天”愿望,推動以“去中國化”為核心的分裂路線,鼓吹“‘中華民國’在臺灣”“臺灣必須是臺灣人的東西”“臺灣生命共同體”,并從社會各個領域加速落實“‘中華民國’臺灣化”、建構“臺灣主體性”。2000年民進黨主政后更強化“臺灣主體意識”論述和話語權,“臺灣主體意識”的內涵逐漸異化,遂成為臺灣社會的主導話語。

  “臺灣主體意識”的形成及其對臺灣社會的話語主導性,給兩岸關系長遠發展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而且仍在不斷侵蝕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與“臺灣主體意識”高漲相對應,臺灣社會“大中國意識”日趨薄弱。“中國人”認同消退,“臺灣人”認同上升,“‘獨’強統弱”特征日益顯現。從島內相關民調來看,盡管贊成“兩岸同屬一中”的比例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過程中有所上升,但仍不到三成,遠遠落后于反對者;而支持“一國兩制”的比例也遠遠落后于反對的比例(近七成)。在政治認同上,“臺灣主體意識”表現出來的結果則是“中國意識”“中國認同”的全面弱化。

  (二)兩岸固有歷史與現實矛盾分歧日益凸顯

  兩岸關系發展屢現波折,肇因于兩岸固有的歷史分歧和現實矛盾。這一矛盾分歧緣起于1949年以后的兩岸長期分離,也與“臺灣主體意識”的強化過程密切相關,其核心就是兩岸雙方對兩岸關系性質和看法存在嚴重分歧。尤其是民進黨堅持“臺獨”黨綱,主張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兩岸“一邊一國”、“臺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并伺機推動“法理臺獨”“實質臺獨”,導致民共之間缺乏共識,根本難以建立政治互信。國民黨在“偏安”心態和選舉競爭的雙重作用下,黨內主流派關于大陸政策的核心論述不斷退步,“中國意識”轉趨淡薄,已經很難回到傳統的一個中國、追求統一的立場。島內輿論認為,臺灣內部當前最大危機之一,是對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失去制衡功能,國民黨對兩岸關系及對美關系喪失論述能力和話語權,更遑論影響力。這不僅沖擊到國民黨未來生存與發展,也影響了兩岸既有政治基礎的鞏固和延續。

  (三)美國不斷加大力度打“臺灣牌”

  回顧兩岸關系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美國方面始終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冷戰結束以來,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增強,美國單方主宰臺海局勢的局面受到沖擊,使“臺灣牌”在美國對華戰略的作用日益突出,特別是特朗普上臺后明確將中國定位為首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其對華戰略已發生根本轉變,打“臺灣牌”的力度明顯加強。由此,近年來美國對臺灣島內政治社會的影響力不減反增。美國通過出臺一系列涉臺法案等動作,與臺灣當局在政治經濟等各個層面的關系不斷升溫。一方面,美國方面憑借“與臺灣關系法”和對臺“六項保證”而建立的“對臺安全承諾”更趨明確。美國將臺灣地區明確納入“印太戰略”范圍。近年來,在兩岸軍事實力對比明顯朝有利于大陸方向發展的背景下,美國對臺安全保證更表現出清晰的行動反應,如派遣海軍艦艇以“自由航行”為借口頻頻穿越臺灣海峽,聲稱“例行性穿越”“證明美國對自由開放的印太承諾”。美方甚至妄稱對臺軍售符合“一個中國”政策,可以根據臺海軍事實力對比和臺海軍事防御需求予以調整。另一方面,美國公開介入島內政治活動。美國始終不對“九二共識”采取立場,反而肯定蔡英文當局以所謂的“不挑釁”原則處理兩岸事務,不認為臺灣當局應對兩岸關系目前現況承擔責任,批評中國大陸處理涉臺外交事務,聲稱“中國正尋求改變現狀,侵蝕臺灣‘國際空間’,增加在第一島鏈內外的軍事活動頻率與規模,這些脅迫行為只會使兩岸問題和平解決變得更加困難”。

  (四)“民粹式民主”常態化影響兩岸共同認同的塑造

  1996年臺灣地區領導人實行“全民直選”以來,每次全島范圍的選舉無異于一次“全民公投”,并演變成一場制度化的“臺灣主體性”和“‘中華民國’認同”強化運動。與此同時,島內頻繁選舉直接破壞了兩岸政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尤其在統“獨”二元對立的政治結構下極易導致社會撕裂,從而在最重要的兩岸政策上根本無法凝聚社會共識。值得注意的是,島內選舉民粹主義已阻礙了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島內民粹主義與“政治民主化”相伴而生,其顯性后果之一就是社會共識難以形成。有學者認為,在臺灣政治生活中,雖然“族群”概念有所淡化,但是與其理念相連的統“獨”議題始終未解,依然是高度敏感、高度分裂的問題。在“主權”問題和統“獨”議題無法形成共識的前提下,民進黨等“臺獨”勢力持續利用統“獨”議題進行政治動員,繼續操弄“主權政治”,臺灣的政治結構將始終是高度對抗的,其后果是臺灣將無法通過其他途徑、其他議題彌合割裂的社會,更沒有機會擺脫民粹主義對臺灣民主體質的侵蝕。6從兩岸關系的角度看,島內一些政治人物以認同或統“獨”問題來動員民眾參與政治過程,使民粹主義與兩岸議題形成高度復雜的關聯。基于此,兩岸在經濟、文化和社會領域發生的一些具體事件(如周子瑜事件等)上,常常因此陷入泛政治化、民粹化的爭論之中,不僅增加了兩岸民間的敵意,也不利于兩岸共同認同的形塑。

  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兩岸關系發展的正向邏輯

  把握客觀世界的新變化新趨勢,準確捕捉時代主題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功能,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基本要求。深刻認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內涵,有助于我們理解其與兩岸關系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也有助于我們準確認識“大變局”下兩岸關系必然出現的正向邏輯發展及其本原。百年來兩岸關系始終是處在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架構下而遞嬗演變的。

  (一)兩岸綜合實力差距持續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兩岸綜合實力對比發生顯著變化。根據統計,1990年大陸GDP總量僅為臺灣的2.39倍,臺灣GDP占大陸比例達到43.8%;至2015年,大陸GDP是臺灣的21.9倍,臺灣GDP占大陸比例僅4.56%,2018年進一步下降至4.5%。7大陸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升,“軟實力”不斷增強,而且軍事和國防現代化建設成就斐然,已對臺灣形成壓倒性優勢。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臺灣地區在政黨惡性競爭和“臺獨”民粹主義破壞下,曾經引以為傲的所謂政經優勢迅速衰減,無論行政效率、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感召力,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吸引力,民間社會的凝聚力和創造力,國際影響力,都難以與大陸相提并論。與此同時,大陸對臺戰略優勢持續擴大,為解決臺灣問題積累了雄厚的物質條件和社會基礎,增進了大陸方面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信心、能力和底氣,深刻地影響了臺海形勢及兩岸關系基本格局,大陸牢牢掌握了兩岸關系發展的主導權和主動權。這對“臺獨”分裂勢力更形成強大震懾力,使我們有能力遏制“臺獨”分裂勢力的任何挑釁和冒險活動,在面對可能的外部干涉時擁有更強的反制能力。

  (二)兩岸交流對島內經濟社會的影響不斷增強

  1987年以來,兩岸交流合作不斷擴大,進一步拉近了兩岸同胞之間的心理距離,兩岸利益聯結更為綿密、利益基礎更為牢固、利益領域更為廣泛,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觀念深入人心。大陸是臺灣最大的貿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場和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臺灣對大陸的出口依賴度超過40%。在臺灣整體經濟不佳的情況下,持續的兩岸經濟關系正慢慢改變島內民眾對經濟依賴大陸的憂慮。島內民調顯示,72.5%的民眾認為“維持兩岸經貿往來”比“追求‘臺獨’”更重要;2018年有高達42%的民眾認為“兩岸交流速度太慢”,反映了島內民眾對兩岸關系發展的擔憂和珍視和平紅利、希望兩岸交流的訴求。8隨著兩岸關系日益密切,臺灣民眾因歷史和政治原因對大陸形成的刻板觀感正發生結構性改變。民調顯示,臺灣民眾對大陸民眾持正面好感者也接近五成,負面惡感者37%,臺灣民眾對大陸的觀感已發生結構性改變。9與臺灣民眾對大陸觀感改變正相關的是,近年來愿意來大陸發展的比例持續攀升。特別是20-29歲的年輕人愿意到大陸工作、創業、念書、定居的比例甚至超過五成。2018年2月28日大陸方面宣布的“31條措施”對島內社會民心明顯產生積極影響。根據島內民調,18-29歲年輕族群不僅認為大陸對臺友善的占比在所有年齡層中第一(40.8%),也是到大陸發展意愿最高的族群,達59.6%;更有61.6%會增加到大陸發展的意愿。10隨著大陸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將進一步促進經濟社會的繼續發展,從而帶動兩岸經濟交流和人員往來的進一步熱絡。

  (三)國際社會一中格局更加穩固

  中國已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大國外交格局,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國際影響力塑造力大幅提升,進一步鞏固了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總體格局。盡管美國等外部因素對臺灣問題仍具有重要影響,但一個中國作為中美關系政治基礎的框架沒有改變。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美國國會和政府內的“鷹派”聯手強化對臺支持,但在大阪G20峰會上,特朗普對習近平主席再次明確表示“重視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關切,美方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截至2019年9月,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中國已經同全世界180個國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國際社會一中格局更加穩固。

  四、結語

  “肯取勢者可為人先,能謀勢者必有所成”。在中美戰略競爭的大格局下,加上臺灣政治社會變遷和兩岸互動形成的結構性矛盾的存在,臺海形勢與兩岸關系之未來仍然將處于一個機遇和挑戰并存的時期。一方面,目前兩岸關系發展的內外環境因為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核心意涵的“九二共識”而發生了顯著變化,兩岸關系發展的政治基礎在蔡英文當局“實質臺獨”的侵蝕下面臨嚴峻挑戰,臺海和平穩定也因為“臺獨”勢力的蠢蠢欲動和美日等外部因素的深度介入更趨復雜。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決定兩岸關系走勢的根本因素是大陸的發展。得益于過去40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得益于兩岸開放交流所帶來的兩岸和平穩定的結構性變化,“大變局”下大陸已牢牢掌握兩岸關系發展的主動權,面對島內政黨競爭和社情民意的復雜性,大陸在大局上把握臺海和平趨勢并繼續推動更為積極的足以對島內社會民心產生深刻影響的政策。“臺獨”分裂勢力聯手外部力量試圖興風作浪,不僅不可能撼動兩岸關系發展的基本格局,也決不可能改變兩岸最終走向統一的大趨勢。兩岸關系發展雖有暗流和風險,但我們沒有理由不對未來兩岸關系發展保持樂觀期待。

  注釋

  1新華社:《習近平: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外國外交新局面》,新華網,2018年6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23/c_1123025806.htm。
  2新華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習近平李克強作重要講話》,新華網,2018年12月21日,http://www. xinhuanet. com/2018-12/21/c_1123887379.htm。
  3相關論述可參見蔡拓:《“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識中國與世界的關鍵》,《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351期,第4頁;張蘊嶺:《對“百年之大變局”的分析與思考》,《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第1-15頁;張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經濟評論》,2019年第5期,第9-19頁;金燦榮:《如何深入理解“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領導科學論壇》,2019年第7期,第66-77頁;吳心伯:《論亞太大變局》,《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6期,第32-59頁。
  4王俊生、秦升:《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把握機遇》,《紅旗文摘》,2019年第7期,第15-16頁。
  5袁鵬:《四百年未有之變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2頁。
  6林紅:《民粹主義在臺灣:對抗的政治與焦慮的社會》,《臺灣研究》,2019年第4期,第14頁。
  7劉佳雁:《蔡英文主政下的兩岸關系現狀與發展趨勢》,《統一戰線學研究》,2018年第4期,第19-20頁。
  8《2016年臺灣民意與“國家安全”民意調查報告書》,美國杜克大學亞太安全研究中心委托臺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民調,2016年11月。
  9《張五岳:人民善意兩岸穩定基石》,臺灣《聯合報》,2017年11月20日。
  10《彭杏珠:惠臺31措施對臺沖擊執政黨面對一大隱憂、三大警訊》,臺灣《遠見》,2018年3月14日,http://www. gvm. com. tw/article. html? id=43280&utm_source=EilisPost&utm_medium_FB&utm_campaign=20180314_0700。

  原文出處:閆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兩岸關系走向分析[J].現代臺灣研究,202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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