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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張大義愛國民主革命的主要活動

時間:2020-02-06 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作者:王麗云,范德偉 本文字數:8749字

  摘    要: 張大義是云南大理人, 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先驅, 愛國留日學生的杰出代表。他文武兼備, 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不僅有積極宣傳民主革命之功, 還有投身武裝起義之舉, 在攻克上海時戰功赫赫, 是武昌起義后各地革命黨人共商國是時的云南代表。民國政府成立后, 張大義一直追隨孫中山左右, 是意志最為堅定的中國同盟會員之一。本文根據相關史料, 梳理張大義參加近代民主革命的英勇事跡, 探知其革命思想, 還原其革命的一生及其對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貢獻。

  關鍵詞: 張大義; 民主革命; 中國同盟會;

  Abstract:  Born in Dali, Yunnan Province, Zhang Dayi was a pioneer of Chinese modern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patriotic students studied in Japan. Versed in both polite letters and martial arts, Zhang Dayi not only actively propagated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but also devoted himself to armed uprisings. He performed extraordinary military exploits in the battle conquering Shanghai and act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Yunnan Province when revolutionaries across the country gathered to discuss national affairs after Wuchang Uprising.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12, he had been following Sun Yat-sen as one of the staunchest members of the United League of China. This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gives an account of Zhang Dayi's principle heroic deeds in the modern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explores his revolutionary thoughts to revivify his revolutionary career and hi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ward Chinese modern democratic revolution.

  Keyword: Zhang Dayi; democratic revolution; United League of China;

  圖一張大義 (右) 與大兒子張漢騫
圖一張大義 (右) 與大兒子張漢騫

  張大義 (1880-1941) , 原名張近義, 號質卿, 云南大理人, 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先驅, 云南愛國留日學生的杰出代表。民國政府成立后, 張大義歷任政府秘書長、眾議院議員、交通部長等職, 并一直追隨孫中山左右, 是意志最為堅定的中國同盟會員之一 (圖一)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一次起義失敗后, 黃興曾送給張大義一副親筆對聯, 上款題“質卿仁兄正之”, 上聯是“窮辱未甘英氣阻”, 下聯是“乖疏猶有正人歸”, 下款署黃興;張大義母親武氏67歲生日時, 孫中山先生送其一幅親筆寫的中堂, 上款題“張母武太夫人七旬榮慶”, 中間是半公尺見方的四個大字“艱貞永年”, 下款署“孫文”, 全幅長約3米、寬1米多, 大紅緞子鑲邊[1];1911年11月30日上海《民立報》載譚人鳳、劉揆一等鄂革命黨人致各地電, 言“民國漸次成立, 請諸君速來鄂組織一切”, 其所邀云南代表即為張大義[2]。由此可見張大義在中國近代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遺憾的是, 如此重要的一位歷史人物, 因史料記載不多而罕有人提及。所幸他曾著《同盟會云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動》《庚戌復興同盟會本部紀略》兩文, 記述清楚詳實, 從中可窺見其參加近代民主革命的事跡。此外, 張大義在清末留日鐵路專業學生組織“中國鐵路研究會”的會刊《鐵路界》上親筆撰寫了一些文章, 可從中感知他的革命思想。本文力求根據相關史料再現張大義的革命事跡, 并還原云南近代愛國民主革命的歷史場景。

  一、張大義留學日本前的革命活動

  1880年, 張大義出生于大理古城。自1884年中法戰爭開始, 云南逐漸淪為列強爭奪的勢力范圍, 這就注定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勢必在晚清劇烈的社會動蕩中度過。張大義早年喪父, 母子二人相依為命, 母親做手工為生, 節衣縮食供他上學。在艱難的生活中成長起來的張大義聰穎勤奮、懂事孝敬, 在熟讀四書五經的過程中深受儒家經典愛國救民和孝悌思想的熏陶, 并養成了堅毅勇敢的性格。他是“清光緒庠生”[3], 曾以優異成績考取秀才, 之后在大理以教私塾為生, 學生有趙屏候、蒲遂初、黃汝霖、楊增貴等人[4]。樹欲靜而風不止, 此時的云南已經沒法安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面對英法的侵略和掠奪, 腐朽的清政府不僅毫不反抗, 還把云南的鐵路修筑權、礦產開采權拱手送給外人, 并在云南開口通商, 使當地的手工業大受沖擊。此外, 云南地方官吏還對人民大加盤剝, 使階級矛盾異常尖銳。張大義和云南的許多愛國志士一樣, 也開始思考國家及云南的出路。1905年, 25歲的張大義毅然告別母親, 考入云南高等學堂,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 加入中國同盟會

  在云南高等學堂學習期間, 張大義如饑似渴地閱讀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醒世鐘》等革命文獻, 萌生了革命救國的理想。1905年8月, 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 張大義遠在云南, “恍然有革命思想, 無從入黨”。于是在1906年時, 他與同校同學黃嘉果、庚元義、周仲良、丁懷瑾、李琛、彭嘉猷、李伯東、李金木, 法政學堂學生李員伯、馬驥、趙澤揚、謝樹瓊, 警察學堂學生王九齡、董承志, 東文學堂學生楊大鑄、王懋德, 師范學堂學生高巖等發起“留省學生同盟會”, 作為開展革命活動的秘密組織。留省學生同盟會成立后, 他們還積極成立同鄉會以宣揚革命思想、開展革命工作。在張大義等人的努力下, 大理同鄉會率先成立, 之后各地同鄉會紛紛建立。留省學生同盟會以同鄉會的名義, 多次上書指摘時弊, 動輒數萬言, 言辭慷慨激昂, 為當局所不容[5]。

  同年, 留學越南巴維學校的學生徐濂秘密攜帶同盟會盟書回滇, 張大義與沈鐘、楊大鑄、唐元義、王九齡、黃嘉梁、董承志、李員伯、趙澤揚、馬驥等10人在大觀樓親填盟書, 面對波濤洶涌的五百里滇池歃血為盟, 成為云南本地加入同盟會的第一批會員[6]。

  相比在國外加入同盟會的留學生而言, 在省內組織學生同盟會和加入中國同盟會的危險性更大。在清政府治下從事革命活動, 須有大無畏之精神才能有此壯舉, 張大義等人的革命精神可見一斑。

  (二) 參與文明演說會和云南公學會

  加入同盟會后, 張大義等人更加積極地從事革命愛國活動。同盟會員們組織了“文明演說會”, 徐濂擔任會長, 張大義與周仲良、李廉方、李伯東、唐元義、劉九疇為干事, 王九齡、楊大鑄、李員伯、周從錫、趙澤揚、黃嘉梁、馬驥為講演員。他們每晚自帶桌椅, 在交通要道登臺演說, 痛陳越南、印度、緬甸亡國之慘狀, 以激發民眾的國民意識與民族精神。因駐滇英、法領事力請滇督丁振鐸禁止演說, 演說會員怕列強借機生事, 就停止了演說, 改為文字秘密宣傳。他們先是把演講的內容和《革命軍》《醒世鐘》等匯編成冊寄往各個學堂, 又由徐濂、張大義、李增、李伯東、謝樹瓊、唐元義編發《云南旬報》宣揚革命主義, 李伯東還著有《新云南》《醒滇夢》兩書。為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民眾宣傳革命思想, 演說會員還編排了一系列新劇, 如楊大鑄創作的《血淚書》《黨人血》《盜圖報國》《木蘭從軍》等, 趙澤揚、王應元、張大義、唐元義等人創作的《靖康恥》《崖山痛》《嘉定屠》《永歷殉國》等, 在名伶翟海云的幫助下陸續上演。“戲劇深入人心較報紙為尤易, 云南民眾已大多數趨于革命運動一途。”[7]

  為進一步推動云南革命工作的發展, 留日學生、同盟會員李根源、羅佩金、呂志伊等10余人以鞏固邊疆安全為名, 向滇督丁振鐸上書推薦云南第一批進入日本陸軍振武學校的昆明留學生楊振鴻回滇訓練新軍。楊振鴻曾因穿洋服謁見丁督而惹怒后者, 后者不肯授予其練兵之權, 但又擔心云南留日同鄉會向朝廷上書, 就專門辦了一個專修體操學校, 任命楊振鴻做校長。楊振鴻就以此為陣地, 一面培養革命軍事人才, 一面與張大義、陳文翰、劉九疇、李員伯、李伯東、王懋德、李治、董鴻勛、周從錫、李廉方、王九齡、唐元義、董承志等人組織“云南公學會”, 以研究科學為名, 其實是宣傳革命思想。公學會在云南各地都設有分會, 至1907年時, 公學會分會已遍及60余縣, 革命的種子在云南各地生根發芽[8]。

  張大義在上述革命宣傳活動中均任要職, 他或組織、或創作、或編輯, 與其他同盟會員一起為昆明重九起義的勝利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三) 領導學生罷課

  云南風雨欲來之際, 最具權威的領導人楊振鴻因在滇西籌劃起義未遂而重回日本, 云南缺少領導起義的核心力量。經商議, 昆明的革命學生推舉高巖到滇南與1904年發動起義但生死未卜的周云祥聯系, 如聯系上就以滇南為中心發起革命運動。事情尚無結果時, 高等學堂的學生范似蘭到電報局發電報, 誤入總辦何旭房間, 被其親兵打傷, 引發了全體學生罷課, 張大義、楊大鑄、周從錫等20人被推舉為學生代表與官府交涉。當時, 留日云南同鄉會聯合同鄉京官集體請愿, 以誤國誤滇、失地喪權之罪狀, 要求罷免滇督丁振鐸。此后, 丁督卸任、錫良督滇, 提學使葉爾愷來到云南, 主張用高壓手段鎮壓學生運動, 命云南府知府劉鈞以商量解決辦法為名, 把學生代表騙到府衙, 一到即拘留, 次日交往縣衙, 追繳伙食學費并押送回家。張大義因文采出眾, 留在學校擬寫稟稿而未被關押, 聞訊后逃往宜良同學董振鰲家躲避, 因遭到通緝而由“張近義”改名為“張大義”。三、四個月后風聲漸平, 張大義與楊大鑄、唐元義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 決定東渡日本。因沿路稽查嚴密, 他們計劃先到越南, 與越南的同盟會員聯系上后再到日本。當他們獲悉擔任廣東提學使的大理同鄉王人文與滇南的蒙自道魏景桐、河口督辦王鎮邦關系很好時, 就大膽冒充是王人文的弟侄, 從昆明一路南下, 在蒙自、河口還受到了優待, 一路順利到達越南, 恰好遇到黃興、黃龍生等人因鎮南關起義失敗退到越南。在黃興等人的幫助之下, 張大義一行三人到達日本, 在異國開始了新的革命生涯[9]。

  二、張大義留學日本期間的革命活動

  張大義到達日本后, 先是考入巖倉鐵道學校, 后因同盟會革命的需要, 又進入東京政法大學學習。1907-1911年在日本學習期間, 他積極參加同盟會的革命宣傳活動和軍事訓練, 一直是同盟會員中最為堅定的革命分子, 為民主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一) 在《云南》《鐵路界》編撰文章

  《云南》雜志是中國同盟會成立后, 云南留日學生創辦的一個革命刊物。從1906年11月創刊, 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停刊, 共發行正刊23期及紀念特刊《滇粹》一冊。該雜志體裁多樣、圖文并茂, 在喚起民眾反帝反侵略意識、團結愛國志士、推動革命發展等方面均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國內外具有很大影響, 是同時期發行量僅次于《民報》的一份革命刊物。《云南》雜志宣傳的革命思想不僅為云南革命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還培養了一批革命骨干, 在云南近代革命史上地位極為重要 (圖二) [10]。

  張大義到達日本后, 因思想犀利、文筆流暢, 在云南期間已經有不少革命宣傳經驗, 所以被推舉為《云南》雜志社文牘, 成為專門撰稿人。當時參加撰稿的還有楊振鴻、呂志伊、張華瀾等30余人, 都是義務寫稿, 不取報酬。張大義以“義俠”為筆名, 陸續發表了《注重粗淺實業以蘇民困》《云南存亡視云南人責任心之有無》《為滇越鐵路告成警告全滇》《危哉云南七府礦產》等文章。

  楊振鴻于1908年準備在滇西再度起義, 電邀時任《云南》雜志社總編輯的呂志伊共圖進行。呂志伊離開日本后, 《云南》雜志社總編輯由張大義繼任。1910年, 針對滇督李經羲將云南七府礦山開采權出賣給法國之舉, 《云南》雜志增刊《滇礦危言》, 張大義任增刊總編輯。該增刊的主旨是:“滇政府斷送礦權, 滇人應即自決, 速起革命軍, 推倒滇政府, 以謀自衛。”云南省內革命人士拿到刊物后, 到處秘密演講, 并向軍隊宣傳, 被政府察覺后禁絕, 此后各期由緬甸仰光發到滇西騰沖等地, 使得“革命思潮日益進展, 大有一觸即發之勢”[11]。

  圖二孫中山為《云南》雜志題詞
圖二孫中山為《云南》雜志題詞

  此外, 張大義還積極為留日鐵路專業學生組織“中國鐵路研究會”的會刊《鐵路界》撰稿。該刊物以喚醒民眾路權意識、宣揚發展鐵路建設為中心內容, 大量報道帝國主義掠奪路權、清政府媚外賣路和湘鄂滇贛等省保路斗爭的消息, 對喚起民眾的愛國之心極具意義。在現僅存的第一期上, 就有張大義寫就的《鐵路界發刊之旨趣》《祝鐵道界發刊》《吊滇越鐵路》《各國借債熱》《駁滇蜀鐵路公司定名不可離脫官字之誤》《欲保全滇蜀鐵路必先爭回商辦》《匯東橋落成記》等文章。正如他在《祝鐵道界發刊》中所言:“落紙云煙血染紅, 聊將天地一爐镕。路權自是等閑事, 再造河山指愿中。愛國文章躍舞臺, 洛陽聲價血爭來。五千毛瑟同功用, 不信國魂喚不回。”[12]

  (二) 組織并參加秘密軍事訓練

  1908年4月發動的河口起義失敗之后, 黃興等革命黨人返回日本總結教訓, 預備在同盟會員中培養軍事人才。云南的同盟會員積極響應, 先是趙伸、呂志伊與大森體育學校商定添設特班, 名義上從事體育訓練, 實際上進行秘密軍事訓練。特班要求云南革命同志全體加入, 其它各省同志加入的有六、七十人。特班聘請日本退伍軍官多人擔任教官, 軍校畢業的李根源也親自授課。每當進行軍事演習時, 學員170余人分為兩軍, 由黃興與日籍教練各領一軍, 以相對壘。他們還進行夜襲與拂曉攻擊等作戰訓練。特班為中國近代革命培養了軍事人才, 武昌起義之孫武、湖南起義之焦達峰、四川起義之夏之時、炸死良弼之彭家珍等都出自特班。此外, 光復上海、南京之先鋒隊和鎮守漢口、漢陽之學生軍都以特班人數為多, 特班學生回國參加武裝起義殉難者不知凡幾[13]。據李根源回憶:“知革命事業以武力為最重要, 乃與劉揆一、孫武、張大義、何漢、段雄諸君設體育學校于大森。”[14]可見張大義不僅身體力行, 積極參加特班的訓練, 而且還是特班的組織者。

  特班的軍事訓練結束后, 張大義等人繼續找機會學習軍事技能, 如趙森向廣東留日學生熊越山學習槍法;張大義、趙申、張乃良、李全木及留學越南的數名學生秘密求教于精通炸彈的廣東留學生李英奇;李植生、鄧泰中、周傳文、唐元義聘日本人學習催眠術等。1910年, 留日學生鄧泰中、李植生、刁教生以未參加大森學校特班為憾, 與東斌學校商妥, 設陸軍速成班, 半年畢業。張大義及還未回國的云南革命學生全部參加, 其它各省學生參加的有20余人, 這些人回國后都成為了辛亥革命中的骨干力量[15]。

  參與秘密軍事訓練使張大義完成了從清末秀才到革命軍人的蛻變, 其革命的堅定性不言而喻。

  (三) 參與恢復中國同盟會本部并繼任云南分會會長

  自1906至1908年, 同盟會在國內組織的多次武裝起義都以失敗而告終, 一些立場不堅定的同盟會員對革命前途逐漸失去信心, 消極的情緒開始蔓延。與此同時, 清政府大肆捕殺革命黨人, 許多革命分子紛紛逃往日本。1910年7月, 清政府請求日政府查封《民報》, 原設于《民報》社的同盟會本部解散。當時, 孫中山、黃興等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都不在東京, 同盟會人心渙散、組織松散, 猶如一盤散沙。此時, 各省意志堅定的同盟會員譚人鳳、熊越山、張懋隆、任鴻雋、章梓、黃奎、陳策、張大義等秘密聚會, 意欲恢復同盟會本部。8月, 章梓主張重設機關, 秘刊《民報》, 后因未獲孫中山批準及章梓赴上海而停止。10月, 劉揆一奉孫中山之命赴日復興同盟會本部, 章梓也重返東京, 召集同志數次商議, 推劉揆一為庶務, 總攬事權。湖南譚人風、鄒代藩、肖翼鯤, 江蘇章梓、黃奎、方潛, 湖北馬伯援、袁麟閣, 四川任鴻雋、王希閔、張致詳、張懋隆, 廣東熊越山、梁龍、鐘動, 福建鄭烈、宋淵源、林時塽、方聲洞, 云南張大義、蘭嘉梁、楊大鑄, 安徽孫竹丹、陳勤宜、常藩, 浙江傅孟豪、陶鑄, 江西鄧文輝, 廣西蘇無涯, 貴州趙顯國等30人, 分任總務、財務、文事、軍械、聯絡、暗殺各部事務[16]。張大義具體任文牘部長, 為復興同盟會而不遺余力。據吳玉章回憶, 他在革命低潮時期組織的各省同盟會負責人聯席會議也起到了振興同盟會的作用, 參加的云南代表即為呂志伊和張大義[17]。同年, 時任云南同盟會分會會長的楊大鑄為挽回路權而回滇組織國民大會, 張大義繼任云南同盟會分會會長[18]。

  由上不難觀之, 從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開始, 不管革命形勢如何, 張大義一直都未放棄他的革命理想, 對革命始終充滿了熱情, 成為革命活動中意志最堅定的同盟會員之一。

  三、張大義回國參加的武裝起義

  辛亥革命前, 張大義服從同盟會的安排屢次回國, 積極參加同盟會組織的武裝起義。辛亥革命中, 在攻克上海和光復南京時, 他不怕犧牲、英勇奮戰, 這些事跡后人著墨不多, 但并不能被磨滅。

  (一) 參加河口起義和廣州起義而未果

  辛亥革命前, 張大義參加過兩次武裝起義, 第一次是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義。1908年4月, 黃興、關仁輔在云南河口發動起義, 聲勢浩大。比利時的中國學生會致電《云南》雜志社, 告知清政府欲向法國借兵平亂, 云南留日學生群情激憤。張大義等同盟會員以云南留日同鄉會的名義在神田區錦輝館召開云南獨立大會, 到會者數千人。革命學生先后演說, 控訴清政府喪權辱國之行為, 到會者無不感泣, 慨捐會費。之后, 楊振鴻邀各省同志回國援助, 張大義即為其中之一, 他主要負責運輸武器彈藥的工作。行至香港, 河口起義已經失敗, 張大義等人只好和退守到香港的黃興等人重新返回東京[19]。

  第二次是1911年的廣州起義。1910年11月, 孫中山召集趙聲、黃興、胡漢民、鄧澤如等同盟會重要骨干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開會議。因之前在邊區的起義皆未能成功, 革命正陷入低潮, 故而議決集中同盟會的精英在廣州起義, 和清政府決一死戰。接受同盟會的安排后, 張大義等人從東京乘船經上海前往廣州。由于船行到香港海面時擱淺而耽誤行程, 他們從船上的無線電報道中得知起義已經失敗的消息, 林覺民等大批革命骨干犧牲。張大義和其他準備回國參加起義的同盟會員們只得帶著沉痛的心情又返回日本[20]。

  在兩次起義中, 張大義雖未親自參加戰斗, 但他不畏路途艱難, 從日本冒險回國參加革命起義, 實為不惜生命的英勇之舉。

  (二) 參加攻克上海、光復南京的戰斗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受過軍事訓練的云南留日同盟會員紛紛回國支持起義, 張大義、段雄、何漢、郗教生、鄭斌、楊名遂、李雄勷等人來到上海協助革命黨人陳其美進行戰斗。當時, 以陳其美為首的同盟會聯絡了以李燮和為首的光復會以及以李平書為首的上海商團, 決定11月3日發動起義。在攻打上海的戰役中, 張大義等人“當往供上海縣城之道署, 警局及高昌廟之制造局時, 持槍攜彈, 躬赴前敵”[21]。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戰斗中, 張大義與其他同盟會員一道參加了敢死隊, 從后門攻入制造局[22], 使“上海光復之局大定”[23]。上海光復后, 革命者組織滬軍先鋒隊, 原推張大義為總司令, 后因他不是畢業于軍事院校, 改為文牘部部長, 而由江蘇的洪承點為總司令。對此, 12月21、22日的《民立報》也有記載[24], 由此可見張大義在起義中的不凡表現。上海起義使“清政府在東南之命運已絕”[25]。孫中山曾這樣高度評價上海起義:“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于全國最大者, 厥為上海。”[26]

  在上海門戶吳淞的光復過程中, 清政府大部分將官反正, 只有巡防營統領梁敦倬棄師而逃, 濟軍統領黎天才保持中立、避居上海。黎天才率軍1300余人, “其部下以天才平日治軍嚴”[27], 與革命軍相持而不敢表示態度。為以和平的方式推進革命進程, 張大義約同鄉由猶龍、周汝敦以西南同鄉關系力勸黎天才反正, 經委婉勸導、曉以利害, 最終促使黎天才“慨然允許”[28], 吳淞得以光復。之后, 其余各州縣要塞皆聞風歸順, “上抵鎮江, 下接外海, 所有清軍, 悉隸屬于光復軍部下”[29], 蘇州、杭州、鎮江等江浙名城也先后反正, 江浙一帶只剩下南京還掌握在清政府手中。

  為光復南京, 同盟會召集滬、杭、蘇、鎮等地革命軍組成江浙聯軍, 于11月底發起對南京的聯合進攻。在攻打南京的戰斗中, 滬軍黎天才“奮激發舒, 毅然以攻克江寧為己任”[30], 由滬軍都督府補充餉械, 在其它軍隊的配合下奮勇進攻、浴血奮戰, 帶領軍隊“相繼攻克幕府山、烏龍山、堯化門、雨花臺、獅子山各要塞, 南京光復, 黎天才居首功”[31]。張大義等三人的游說之功更不可磨滅。

  辛亥革命后, 作為一名意志堅定的民主革命者, 張大義一直追隨孫中山, 歷任政府秘書長、眾議院議員、交通部長等職, 參加護國、護法斗爭, 跟隨孫中山到廣州軍政府工作, 從未背離過民主革命的方向。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 由于國民黨當局背離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革命思想, 張大義對此不滿, 遂于1927年從廣州舉家返回云南。之后, 他曾擔任過云南省實業廳長、云南省公路總局秘書長等職。因長期為革命四處奔走而積勞成疾, 張大義于1940年返回大理, 次年秋病逝, 享年62歲[32]。

  在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時期, 張大義在愛國救民思想的驅使下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他從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至1941年離開人世, 其間從未背離過自己的民主革命理想, 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

  注釋

  1[4][20][22][32]張漢騫、張漢綱、張漢堪:《辛亥革命前后的張大義》, 《云南文史叢刊》1985年第1期。
  2張勇:《再議“革命軍起、革命黨消”》, 《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2年第1期。
  3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編撰委員會編纂《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卷九,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 272頁。
  4[6][7][8][9][11][13][15][18][19][21][28][31]張大義:《同盟會云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動》, 丘權政、杜春和選編《辛亥革命史料選輯》上冊,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236-250頁。
  5木基元:《〈云南〉雜志及其革命影響》, 《云南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6張大義:《祝鐵道界發刊》, 《鐵路界》1910年第1期。
  7林荃:《李根源》, 《云南社會科學》1985年第2期。
  8張大義:《庚戌復興同盟會本部紀略》, 丘權政、杜春和選編《辛亥革命史料選輯》上冊,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257-258頁。
  9任家鄭、費正萍、劉玉強等:《略論吳玉章對辛亥革命的貢獻》, 《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S2期。
  10錢基博:《辛亥江南光復實錄》, 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第七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 第45頁。
  11[日]小島淑男著、李吉奎譯《中國留日學生的歸國運動》, 《中山大學學報論叢》1992年第5期。
  12《本館歐洲緊要專電》, 《民立報》1911年11月5日。
  13孫中山:《有志竟成》,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 中華書局, 1981年, 第244頁。
  14[29][30]《李燮和陳述光復軍成立并先后光復上海、南京等地咨呈》, 《歷史檔案》1981年第3期。

    王麗云,范德偉.張大義與中國近代民主革命[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7(08):12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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