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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文本中空間理論的應用發展

時間:2020-07-08 來源:四川文理學院學報 本文字數:13727字
作者:蔣賢萍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    要: 二十世紀后半葉,列斐伏爾、福柯等哲學家的思想開啟了西方學界的空間轉向,使當今時代進入空間的紀元。作為二十世紀后半葉文化領域的重要事件之一,空間轉向對當代哲學、歷史學、地理學、文學等學科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嶄新的理論視角。由于歷史主義話語的影響,傳統的文學研究普遍重視文本中的時間維度,而缺乏其空間維度的探索。隨著文化領域空間轉向的發生,文學研究者的理論視野逐漸延伸至空間領域。在文學研究和空間哲學的對話與碰撞中,文學書寫的空間批評呈現出豐富多元的批評景觀。

  關鍵詞: 空間轉向; 文學空間; 空間批評;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r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thoughts of Henri Lefebvre, Michel Foucault and other philosophers led to the spatial turn in the West. 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patial turn has been having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various subjects including philosophy, history, geology, and literary theory,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ue to the effect of historicism, traditional literary scholarship emphasizes the dimension of time while ignoring that of spa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turn, space gradually emerges in the vision of literary studies. With the meeting of literature and space philosophy, spatial criticism takes on a diverse trend.

  Keyword: spatial turn; literary space; spatial criticism;

  時間和空間是人類生活的重要維度,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在傳統的哲學研究領域,空間一直處于被遮蔽的狀態。二十世紀,西方文化學界出現許多重要“轉向”。空間轉向(spatial turn)肇始于二十世紀末葉。1974年,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的著作《空間的生產》問世,成為人類歷史上重要的空間理論經典之一。1976年,另一位法國哲學家福柯發表題為《權力的地理學》的訪談;1984年,福柯發表“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一文。列斐伏爾與福柯對空間問題的關注正式開啟了西方學界的空間轉向。作為二十世紀后半葉文化領域的重要事件之一,空間轉向對當代哲學、歷史學、地理學、文學等學科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嶄新的理論視角。由于歷史主義話語的影響,傳統的文學研究普遍重視文本中的時間維度,而缺乏其空間維度的探索。故事的情節結構、敘事邏輯等歷時性元素,向來都是文學研究者的關注焦點,而空間只是作為事件發生的場所而存在。隨著文化領域空間轉向的發生,文學研究者的理論視野逐漸延伸至空間領域。在文學研究和空間哲學的對話與碰撞中,文學書寫的空間批評呈現出豐富多元的批評景觀。

  一、歷史敘事與空間遮蔽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時間和空間是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無法割舍。但是,在特定的時空當中,人類對時間和空間的理解存在差異,從而形成不同的思維方式。在歷史化的思維模式中,歷時性成為理論思考的依據,事物被置于歷史時間維度中進行考察,旨在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在空間化的思維模式中,共時性成為理論思考的依據,事物被置于空間場域維度中進行考察,空間的并置成為研究的重點。在人類思想發展的歷史中,給予時間和空間的關注不盡相同,時間意識相對較強,而空間意識則較弱。空間一直被認為是沉寂而靜止的,時間卻是鮮活而豐富的。正如福柯所說,對所有那些將歷史與所有以下的事物混淆起來的人來說,使用空間的術語會看起來像是對歷史的一種反對:進化的舊圖式、生命的延續性、有機的演進、意識的進步或對存在的研究計劃。如果有人開始談論關于空間的問題,那么這便意味著他對時間充滿了敵意。[1]
 

文學文本中空間理論的應用發展
 

  西方哲學深受形而上學思想的影響,執著于探索社會存在或世界存在之本質,其社會研究主要關注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社會歷史和社會事件等宏大敘事,而日常生活世界成為其理論研究的棄兒,只是作為偶然的非本質現象而存在。在黑格爾的理論體系中,絕對理念是最高原則,是構成世界的本原,而絕對理念外化的結果構成世界的運動與發展。在西方哲學的形而上學宏大敘事中,日常社會生活的感性存在遭到排斥,從而遮蔽了人生存的此在空間。

  作為我們身居的環境,空間長期以來只存在于我們生活的背景當中,被視作空洞的容器。尤其是進入現代性歷史以來,重視歷史時間緯度的闡釋,忽視空間緯度的探索,已逐漸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牢固模式。福柯用“著魔”一詞來定義此種歷史學傳統,旨在揭示歷史書寫中的空間貶值現象:

  19世紀最重要的著魔(obsession),一如我們所知,乃是歷史:它以不同主題的發展、中止、危機與循環,以過去不斷積累的主題,以逝者的優勢影響著世界的發展進程。……而當今的時代或許應是空間的紀元。我們身處于同時性的時代中,處在一個并置的年代,這是一個遠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羅散布的年代。我確信,我們處于這么一刻,其中由時間發展出來的世界經驗,遠少于連系著不同點與點之間的混亂網絡所形成的世界經驗。[2]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空間僅僅作為社會關系與社會過程運行其間的既定處所而存在。社會理論中空間維度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地理學想象力。時間意識的強化和空間意識的弱化,與現代性的歷史時間觀念存在緊密的聯系。所謂現代性的歷史時間觀念,是指在線性的、因果的、邏輯的歷史決定論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理論體系。進入現代性歷史以來,重視歷史時間緯度的探索,忽視在場空間緯度的研究,已逐漸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思維定式,所有學科都遵循著歷史學敘事的模式。歷史主義構成此種思維模式的核心理念,從而形成滲透著歷史學意識的現代知識體系。

  時間和歷史相對于空間的優先權,在文學敘事中也有其對應物,尤其是從十九世紀后半葉開始,亨利·詹姆斯等作家十分關注人物心理的刻畫,將其視為敘事藝術的最高成就。從根本上來說,此類作品中的人物是在空間中展開的時間建構,而空間成為人物發展的戲劇上演的“舞臺”,只是作為一種場景而存在。

  在西方哲學史上,尼采首先批判了傳統的歷史時間意識,并對現代歷史敘事予以解構。通過敘事分析與歷史探索,尼采批判了黑格爾的現代性歷史觀念。尼采指出,黑格爾理論體系中的歷史帶著客觀自然規律的面紗,以“歷史真實”之名,書寫著理性敘事建構的歷史。于是,歷史敘事成為現代性的重要標志。不論是歷史時間的確立,還是歷史事件的編年,都是技術理性的建構,而歷史不斷發展進化的客觀性描述,終究是具有“意識形態蘊含的解釋模式”,[3]一種歷史的宏大敘事。

  在二十世紀的社會實踐和理論實踐過程中,伴隨這現代性歷史的不斷發展,歷史時間意識逐漸掌握意識形態理論領域的話語權。在線性歷史時間意識不斷強化的思想傳統中,空間日益成為承載歷史時間演進的空洞容器,成為歷史事件上演的廣闊舞臺。

  這種崇信歷史而忽視空間、強化社會改造而忽視日常生活、關注群體而忽視個體的總體性方案,不僅沒有帶來福祉,反而導致了人類社會的普遍災難。正是面對宏大敘事的總體性解放方案的失敗,空間解放的問題才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因為,空間是具體感性的生活場所,只有改變空間,才能改變生活。從這種意義上說,空間改造應該是總體性解放實踐失敗后的替代性方案,空間政治學批判應該是革命政治學批判的一個變種,它將社會革命的宏大歷史工程回落到日常生活空間改變的層面,試圖通過空間的改變,特別是日常生活空間的改變,建構理想社會,這可以說是一種微觀的空間政治學。在這一微觀政治學方案里,空間成為抵抗政治權力壓迫、尋求解放的場域。[4]24-25

  隨著后現代歷史敘事學的興起,傳統的歷史敘事遭遇深刻的挑戰,而當代空間意識的發展,迫使我們對傳統的歷史時間意識進行理論反思。

  二、文化研究與空間轉向

  在20世紀,西方文化思想領域出現過許多重大“轉向”,其中包括文化轉向、身體轉向、語言學轉向、現象學轉向、存在論轉向等。在這些轉向中,空間問題逐漸突顯,當代學術思想界將目光投向空間問題,使之成為理論思考的熱點,謂之“空間轉向”。于是,銘刻著十八世紀啟蒙色彩的空間概念遭遇重創。不論是笛卡爾式的區別于主體(我思)的客觀的、同質的、廣延的空間概念,還是康德式的作為容納人類社會活動之容器的空間概念,都遭到空前的挑戰。曾經一度被遮蔽的空間,逐漸走進人們的視野,成為社會理論及文化研究中一個新的熱點。

  然而,文化學界的空間轉向并不意味著空間元素從未出現在社會理論的視野當中,只是它常常處于被忽略的邊緣地帶。社會理論家涂爾干、馬克思和齊美爾都曾經對空間問題有所關注。然而,直到二十世紀后半葉,空間問題才真正成為社會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列斐伏爾所著《空間的生產》成為空間理論的經典文本,被譽為“在人類空間性的社會和歷史意義,特別是空間想象力方面,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著作”。[5]9在某種程度上,這一著作引起社會及文化學界對空間問題的全面關注。早在1967年,福柯作過題為《關于其他空間》的講演,后來以《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為題發表。福柯在文中指出,“我們時代的焦慮與空間有著根本的關系,比之時間的關系更甚。”[2]在《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一書中,愛德華·索亞指出,此文關于空間的論述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文化學界的空間轉向將空間問題延伸至哲學理論的范疇,不僅僅停留在文化地理學和城市社會學的層面。更為重要的是,對于當代西方社會、文化和思想領域來說,空間轉向成為重要的理論坐標。

  在馬克思的生產實踐理論的基礎上,列斐伏爾將社會政治研究置于空間研究的背景之上,創建了獨特的空間哲學,其中涵蓋都市研究、建筑學研究、社會理論研究以及文學和文化研究等。列斐伏爾對傳統的空間概念予以批判,指出空間不只是“一種先在的空無,只被賦予了形式上的特征……是一個等待著填充內容的容器——即事物或身體”。[6]138他堅持認為,“(社會)空間并不是一種在其他事物之外的事物,也不是在其他產物之外的產物。確切地說,它納入了所生產的事物,包含了它們在其共存和同在中的相互關系——它們(相對的)有序或(相對的)無序。”[6]138對列斐伏爾來說,社會空間外在的穩定性是短暫的、偶然的,它其實是一種歷史空間,具有一定的深度。啟蒙時代的空間概念是靜態的,是一種具體化的東西,但事實上,空間是一個無限開放的動態“過程”,并且人類的力量不斷介入其中。

  如果說列斐伏爾的著作為我們思考現代社會與文化的空間緯度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根基,那么福柯的著述,尤其是他的重要著作《規訓與懲罰》(1975),為我們追溯了形成現代空間轉換的歷史譜系。盡管福柯從未系統地對空間問題進行探討,但空間的隱喻在其論著中反復出現。如果說十九世紀是歷史的時代,那么二十世紀就是空間的紀元,因為“我們身處同時性的時代中,處在一個并置的年代,這是遠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羅棋布的年代。我確信,我們處在這么一刻,其中由時間發展出來的世界經驗,遠少于聯系著不同點與點的混亂網絡所形成的世界經驗”。[7]福柯借助地理學研究的理論視角,走進人類社會生活的歷史,重新審視權力、知識與空間之間錯綜復雜的聯系,重新書寫關于知識和權力的定義。

  列斐伏爾的空間哲學深刻影響了諸多后現代地理學家的理論建構,其中包括大衛·哈維和愛德華·索亞。1973年,哈維出版《社會正義與城市》一書,試圖將城市與空間納入社會批判理論的范疇。在隨后出版的《后現代的狀況》(1989)、《正義、自然和差異的地理學》(1996)等著作中,哈維進一步拓展其研究地圖,強化其后現代地理學的社會批判力量。盡管哈維的學科領域是人文地理學,但其學術視早已浸潤到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方面。哈維指出,后現代性是一種高度“壓縮”的時空經驗。在急促的節奏當中,生活變得空虛乏味。他從地理學的視角出發,重新審視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差異,指出地理學考察才是社會批判理論的重要基礎。

  愛德華·索亞是另一位在社會批判中融入地理學研究的學者,并以其“第三空間”理論著稱,著有《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一書。作者在開篇就闡明此書的寫作目的:鼓勵人們用不同的方式來思考空間的意義和意味,重新考察有關地方、景觀、城市、領土等概念。并指出:

  (無論)我們有意應對日常生活中與日俱增的電子傳媒糾葛,尋求政治的方式來解決日益增長的貧困、種族和性別歧視、環境惡化等問題,還是試圖理解全球范圍頭緒紛繁的地理政治沖突,我們日益意識到我們古往今來,始終生來就是空間的存在,積極參與著我們周圍無所不在的空間性的社會建構。對這一集體創造之空間性及其社會結果的戰略認識,也許前所未有成了一種關鍵因素,在一切方面,從最隱秘到最全球化的方面,來體認我們當代世界的理論和實踐意義。[5]1

  由于現代化進程的快速發展,現代主義存在的問題日益暴露。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索亞提出“第三空間”理論,使我們從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有關空間的命題。索亞要我們必須具有這樣的意識:人類自古以來就生活在空間的存在之中,總是在積極參與無所不在的空間性的社會建構。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正確理解并認識當代世界的價值取向與實踐意義。此外,索亞還著有《后現代地理學: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后大都市:城市和區域的批判性研究》,與《第三空間》一道并稱為“空間三部曲”。在其理論建構中,索亞專注于研究性別、種族、階級等問題與社會生活空間的關系,從而將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與當前的文化研究結合起來,進一步反思由此產生的差異和認同的文化政治。

  在空間批評領域,當代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具有特殊而深遠的影響。德勒茲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一書中,用“紋理空間”和“平滑空間”概念闡述其后結構主義哲學和美學思想。書中指出,紋理空間和平滑空間“只有以混合體的方式才能夠存在:平滑空間不斷地被轉譯、轉換為紋理化空間;紋理化空間也不斷地被逆轉為、回復為一個平滑空間。”[8]683空間的存在總是蘊含著紋理與平滑的力量,從而構成完美的地理哲學。紋理空間屬于靜態的科層化系統,而平滑空間始終處于動態的生成過程。關于紋理與平滑概念,德勒茲有著獨特的地理學表述:

  紋理化使得固定的元素和可變的元素相互交錯,對不同的形式進行排序、使它們前后接續,組織起水平的旋律線和垂直的和聲平面。平滑,就是連續的流變,就是形式的連續展開,它是和聲與旋律的融合、以利于產生真正的節奏的價值,它完全就是勾勒出貫穿垂直平面和水平線的對角線的運作。[8]689

  此外,德勒茲還創造出“生成”“塊莖”“逃逸線”和“游牧思維”等空間概念,形成其獨有的差異哲學,解構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形而上學思想。

  其實,對空間問題的關注可以追溯到早期一些思想家的著作當中。如馬丁·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以及后來的一些文章中對“世界”“棲居”等空間問題的討論,加斯東·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中對抒情詩所做的空間現象學解讀,米哈伊爾·巴赫金在《對話的想象:論文四篇》中對小說創作中“時空交錯”進行的詳細分析,以及瓦爾特·本雅明在《拱廊研究計劃》中對十九世紀巴黎的空間與文化流動所做的深入探討。

  隨著空間轉向的發生,空間問題不斷引起人們的關注。空間問題已不再停留在傳統地理學研究的范疇,而是上升到哲理性思考的層面。正如索亞所說:

  一種再度興起的、結合空間性的清晰想象的批判性視角,開始給歷史和社會研究注入思想與闡釋的新模式。在二十一世紀來臨之際,有了一種我們對生活的社會、歷史和空間性緯度的同時性與交互纏繞,即它們的不可分與玄妙的相互依賴性的新意識。[9]

  空間轉向構成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轉向的重要維度,這種人類意識的轉變必然導致知識的重構與話語的重建,共同促進當代西方哲學對形而上學思想和歷史主義的解構。

  三、文學空間與理論建構

  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一樣,傳統的文學研究在歷史宏大敘事的理論引導下,同樣遵循著以時間維度為核心的批評邏輯,空間維度隱蔽其后。時間、歷史、事件等歷時性元素構成文學研究的主要命題,而空間只是時間性事件發生的場所,作為空洞的容器有待意義的充實。傳統的文學理論以歷時性研究為主要模式,關注作家的生平與創作歷程,追溯文學的起源及其發展規律,注重文本的情節結構、人物的性格發展以及敘事時間的推進。這樣的理論傾向導致時間維度的不斷強化和空間維度的不斷弱化,使得文學書寫中的空間問題逐漸遠離文學理論研究的視線。此外,隨著日益推進的都市化進程,當代空間問題變得紛繁復雜,傳統的歷史時間敘事已無法解釋當代空間生產的多元性與復雜性。運用當代空間理論重新解讀文學文本,建構一種以空間為主要命題的文學理論模式,一方面有助于擺脫傳統歷史時間性研究的束縛,改變傳統的文學理論模式,為當代文學空間的闡釋提供不同的批評視角,另一方面對于認識和理解當代復雜的空間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將空間元素融入文學研究領域,在時間維度的基礎之上開拓一片文學研究的空間疆域,實現空間與時間的融合,這是實現當代文學理論轉型的最佳契機。

  二十世紀誕生的現代主義文學不同于十九世紀盛行的現實主義文學。與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不同,現代主義小說善于打破傳統的線性敘事模式,追求以并置為特征的空間化效果,時空交叉或時空倒置成為現代主義小說典型的創作技巧。新的小說實踐向舊的小說理論提出有力的挑戰,進而召喚新的小說理論的誕生。正當此時,小說空間形式理論應運而生。1945年,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約瑟夫·弗蘭克發表“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一文,其中提出一個重要的創作批評概念“并置”。所謂“并置”,是指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游離于敘述過程之外的各種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聯系,使它們在文本中取得連續的參照與前后參照,從而結成一個整體;換言之,并置就是“詞的組合”,就是“對意象和短語的空間編織”。[10]3

  “并置”是現代主義小說創作獲得空間形式的重要途徑。除此之外,多重故事、章節交替、主題重復以及夸大的反諷,都是空間化小說的常用策略。弗蘭克給予“空間形式”的定義是,“與造型藝術里所出現的發展相對應的……文學補充物。二者都試圖克服包含在其結構中的時間因素。”[10]2對于現代主義小說家來說,其創作對象的統一性并不存在于時間序列當中,而是存在于空間關系當中,由此實現小說空間形式的構建。

  弗蘭克的小說空間形式理論問世之后,涌現出許多空間形式小說作家,空間形式小說在美國盛行一時。這種小說是一種完全自覺的創作形式,放棄了傳統小說創作中的的人物、行動、主題發展、敘述時間等元素,代之以富有生命力的空間化元素。弗蘭克空間形式理論的活力與價值可見一斑。空間形式小說的誕生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小說理論面臨的危機,也對未來小說理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繼弗蘭克之后,許多研究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理論作了進一步探討,并將其運用于文學文本的闡釋當中,其中包括杰羅姆·科林柯維支的《作為人造物的小說:當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安·達吉斯托尼等合著的《夸大的反諷、空間形式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等。這些研究進一步拓展了空間形式的理論視野。

  列斐伏爾、福柯等哲學家的空間思想使得人們的視線轉向文學和文化文本中的空間再現,開始關注空間視角如何改變我們考察文學史的方式。在“時空之間——關于地理學想象的反思”一文中,哈維探討了美學理論與地理學之間存在的內在關聯:“美學理論緊抓的一個核心主題:在一個快速流動和變遷的世界里,空間構造物如何被創造和利用作為人類記憶和社會價值的固定標記。”[11]哈維指出,地理學不僅可以從美學理論和文學理論中汲取思想資源,而且可以為其提供更多的思想資源,從而拓寬美學和文學的空間想象領域。在“空間批評:批評的地理、空間、場所與文本性”一文中,菲利普·韋格納首次提出“空間批評”的概念,認為空間理論與文學研究的結合,必然會改變文學和文化理論的研究圖景。韋格納指出,文學理論發生空間轉向主要歸因于全球化的空間重組。若要關注文學及文化文本中的空間表征方式,就要關注全球化歷史的空間維度。“有必要在繪制任何全球空間的地圖時超越經典的高雅與低俗的對立,超越中心與邊緣的空間對立,代之以創造一種新的多點透視觀,以考察文學和文化活動、交流和流通。”[6]147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進一步認識寄居其間的全球化空間。

  德國思想家本雅明對歷史哲學進行反思,將都市空間作為文學批評的重要維度,旨在探討現代文學與城市景觀之間的交流互動。《拱廊研究計劃》集中體現了他對空間問題的審視與思考,歷史時間、當下時間、時間的碎片化、時間的空間化,這些都是他傾心研究的重要命題。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時間變得支離破碎,彌漫于當下的空間之中,形成時間的碎片化或時間的空間化。“只有在空間意象中才能把握和分析以時間順序發生的事件”。[12]本雅明的空間化思想真正拉開了都市文學批評的序幕。

  法國文學批評家布朗肖從生存哲學的層面對文學空間進行探討,并于1955年出版《文學空間》一書。對布朗肖來說,文學空間并不是一種外在的景觀,而是一種深度空間,其生成來自于作家對于生存的內心體驗。“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返回到深刻的存在”。[13]文學空間不再只是幾何學物理空間的再現和心理空間的表征,而是一種身存體驗的空間,觸及人類內心的深層感知。

  法國哲學家巴什拉創建了其獨特的空間詩學思想,并對傳統的文學批評進行反思。1957年,《空間的詩學》一書問世,“對于今日異軍突起,方興未艾的空間文學批評來說,它標志著一個開拓性的先驅時代。”[14]80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開篇就指出:

  一個哲學家,如果他的整個思想都是圍繞科學哲學的基本問題而形成的,他曾一度如此堅定不移地追隨主動的理性主義,即當代科學中日益興盛的那種理性主義,那么當他想要研究詩歌想象力所提出的各種問題時,就必須忘掉他的知識,擺脫他所有的哲學研究習慣。[15]1

  巴什拉倡導哲學家擺脫的“哲學研究習慣”正是西方傳統哲學思想,是歷史時間的因果邏輯。對巴什拉來說,歷史時間無以構成“空間詩學”的元素。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藝術的真諦在于擺脫歷史的束縛和時間的羈絆。只有如此,才能進入想象的世界,建構詩意的空間。

  是憑借空間,是在空間之中,我們才找到了經過很長的時間而凝結下來的綿延所形成的美麗化石。無意識停留著。回憶是靜止不動的,并且因為被空間化而變得更加堅固……對于認識內心空間來說,比確定日期更緊要的是為我們的內心空間確定位置。[15]8

  在西方文學傳統中,歷史敘事是史詩創作的重要手段,而巴什拉以其空間詩學理論對這種長期以來詩學傳統提出挑戰。

  文化地理學和后現代地理學的興起,對文學理論的空間化過程產生了重大影響,構成文學理論空間化的重要理論資源。1998年,英國文化地理學家麥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學》一書問世。克朗在內容簡介中對文化地理學作了如下定義:“文化地理學從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著重研究文化是怎樣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空間的。”[16]書中專章論述“文學地理景觀”。克朗認為,文學空間是一張巨錯綜復雜的意義之網,其中任何一種敘述空間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與其他敘述空間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文學與空間相互交織,不再只是單純的能指與所指的關系。

  地理批評(geocriticism)是近年來興起的空間批評潮流。法國學者波特蘭·維斯法爾著有《地理批評:真實與虛構空間》(2007)一書,被視為地理批評的經典讀本。美國學者羅伯特·塔利在空間研究方面也著述頗豐,其中包括《地理批評探索:文學與文化研究中的空間、地方與繪圖》以及《地理批評與空間文學研究》叢書,是近年來空間理論與文學批評相結合的典型范例。塔利研究指出,空間批評的歷史由來已久,并不是現代人類的創新或發現。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學創作者同時也是地理學家,因為所有故事的發生都必須以一定的地理空間為背景,從而形成“文學地理景觀”。

  空間轉向促使文學理論從時間維度步入空間維度,文學理論與空間思想的融合進一步拓展了文學批評的闡釋空間。文學批評的空間化需要廣闊的跨學科視野,其中包括哲學、美學、文化、社會學、地理學等。因此,廣泛涉獵不同學科的相關知識,是文學空間闡釋的必要前提與基礎。

  四、文學書寫與空間闡釋

  文學與空間從來都是密切相關的兩個知識領域,正如不同的空間會孕育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空間同樣會孕育出不同的文學。自從古希臘時代以來的文學書寫當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人們對于空間的探索與認識,從最初神話傳說中神秘的混沌空間,到史詩中美好的家園意象,再到空間轉換給人們的帶來的不同情感體驗等,都成為文學文本中的重要主題。文學中的環境描寫無疑是一種空間書寫,而空間轉換帶給我們的新的生存體驗,也通過文學書寫獲得感性的再現。文學書寫的對象是人類生活世界,而人類生活世界是充滿空間的空間。文學一方面是對人類生活世界的客觀再現,另一方面也是人類認識世界的重要方式。文學文本不僅反映現象世界里的物質空間,而且試圖洞察反映心理世界的精神空間。在當代社會科學領域,空間問題再次受到關注,這是歷史的必然,因為在現代化的進程當中,我們的生活空間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而所有這些變化都被文學家敏感地捕捉到。文學文本中包含作家對社會現實的反思,對空間問題的反思,也包含作家對時間和空間關系的反思。這種反思對文學文本的重新解讀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視角,使我們能夠更好地認識文學與空間、文學與地理、文學與世界之間的互動對話。

  前已述及,法國作家布朗肖早在其1955年發表的《文學空間》一書中,就從生存哲學意蘊的層面對文學空間進行過深入探討,馬拉美、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現代主義文本構成布朗肖空間研究的闡釋對象,但此書中的“空間”尚未包含地理空間和社會空間,僅限于作家所處的寫作空間。布朗肖指出,歷史的時間之流不應成為作家關注的對象,其根本使命在于通過文學空間走進深度的生存空間,從而揭示生存空間的幽微與深沉。

  布朗肖的文學空間分析始終堅持從生存論視閾出發,將文學空間理解為人類生存的體驗方式,將空間性與生存性、體驗型緊密地聯系為一體,揭示出空間所具有的內在生存意蘊,體現了空間生存論或空間存在論的理論旨趣,從而擺脫了主客二分的空間認識論傳統。[4]29-30

  布朗肖的空間生存思想與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存在一定的關聯,但布朗肖關注的命題是“存在與空間”的關系,而海德格爾則更加關注“存在與時間”的關系。

  在《空間的詩學》中,巴什拉試圖建構詩歌想象現象學,人類的詩意想象成為其研究的重要命題。即使生活世界不復圓滿,詩人也希望捕捉一縷縹緲的詩意。巴什拉筆下的空間并非實證意義上的物理空間,而是體驗層面上的想象空間,是現象學與精神分析學融合的產物。

  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間不再是那個在測量工作和幾何學思維支配下的冷漠無情的空間。它是被人所體驗的空間。它不是從實證的角度被體驗,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體驗。特別是,它幾乎時時吸引著人。它把存在的一部分收攏在提供保護的范圍內。[15]8

  巴什拉從現象學的視角對空間展開思考與想象,建構出具有存在意義的空間詩學。通過居室、壁櫥、箱子、角落、鳥巢、貝殼等空間意象,巴什拉意在解讀存于其間的心理和生存意蘊,旨在揭示詩意空間的生存本體論價值。在巴什拉看來,空間是生命無意識和存在之秘密的藏身之所,“房屋是人的第一個世界,從房屋開始,人立即成為一種價值……若不寫出房屋的歷史就無法寫人的無意識史”。[17]日常生存空間并非只是幾何學意義上空間存在,而是充滿想象與詩意的空間。當我們凝神于這樣的詩意空間之中時,便可以逃離巨大的歷史時間之網,遠離塵囂的紛繁復雜,從而進入廣袤的宇宙空間。

  當代哲學家的空間思想,促使學界更多地將視線投向文學文本中的空間書寫,關注空間問題如何改變了我們對文學史的思考。這在雷蒙·威廉斯的《鄉村與城市》(1973)中獲得具體體現,其中威廉斯對英國現代文學進行研究,考察了“城市”與“鄉村”關系不斷變化的“情感結構”,指出英國現代文學傳統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的田園詩,一直到二十世紀的全球文學。威廉斯指出,英國所經歷的特殊體驗在文學書寫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在其中是一種決定性轉變的經驗,即在鄉村與城市的關系之中,它出現得那么早,又那么徹底,以至在某些方面依然還沒有研究過”。[6]143威廉斯在這里所說的“經驗”指的是英國工業革命。威廉斯敏感地意識到,文學和文化文本記載著現實空間實踐中的變化,而那些變化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產物。

  福柯哲學思想的滲透主要體現在“新歷史主義”文獻當中。如在《文藝復興的自我塑造:從莫爾到莎士比亞》(1980)一書中,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理論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借用福柯的“圓形監獄”這一空間模式,對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進行了富有意義的重讀;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在《政治無意識》(1981)中,對現代小說與古老的散文傳奇進行比較,指出小說所關注的是代表現代主體性的“人物”,而傳奇所傳遞的是對“空間”的體驗,同時探討了不同文本中描繪空間地圖的相似性;皮埃爾·布爾迪厄在《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中,運用“場域”和“區隔”的空間概念,分析了西方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場域描寫,并從藝術社會學的獨特視角對其進行闡釋;在《社會空間的興起:蘭波和巴黎公社》(1988)一書中,克里斯汀·羅斯借用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對法國詩人亞瑟·蘭波的詩歌創作及其社會空間進行研究;《文化與帝國主義》(1993)是愛德華·薩義德的經典著作,其中薩義德繼續關注其標志性的命題:西方文化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共謀關系,但此次研究已經延伸至小說形式及風格方面,研究對象包括簡·奧斯丁、狄更斯、康拉德、葉芝等經典作家作品,聚焦于潛藏在西方文學、歷史敘事和哲學話語中的地理學標志,試圖追問文學創作是如何參與普遍存在于東方主義中的帝國主義世界觀之構建的;弗朗科·莫雷蒂在《歐洲小說地圖,1800-1900年》(1998)一書中,則將視線投向十九世紀歐洲小說中出現的虛構空間及其生產。

  隨著空間轉向在各個學科領域的不斷蔓延,近年來文學文本的空間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美國地理學家沃爾夫和阿麗亞斯合編的《空間轉向:跨學科視野》(2009)尤其值得關注,其中收錄的各類空間批評論文覆蓋了空間視角在不同學科領域中的廣泛運用。編者在序言中指出,在過去二十年間,人文地理學科領域的觀念及方法發生了深刻的轉變。空間意識在文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等諸領域內不斷突顯,而空間的地理學考察成為文化生產的基本要素。“地理學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清楚明了表明萬事發生于空間之中,而是在于發生的“地點”,對于了解它們“如何”發生、“為什么”發生,是舉足輕重的。”[18]此文集當中的論述不僅關注社會生活和社會運動,而且考察了空間與社會、宗教、政治等之間的關系。

  近年來,國內空間批評的勢頭也日益興盛,不少論著應運而生。姚媛在《身份與第三空間》(2011)中,聚焦于昂達奇的《世代相傳》、《身著獅皮》和《英國病人》三部作品,對文本中出現的一系列物質空間進行分析,揭示其作為第三空間的存在意義,旨在容納處于身份困境當中的閾限人。張海蓉在《辛克萊·劉易斯小說的敘事空間研究》(2011)一書中指出,劉易斯小說的敘事空間中散布著豐富的地理景觀內容,承載著作家對文化空間、個體心理空間、社會性別空間的深入思考以及對小說空間化敘事的藝術創新實踐;蔣翃遐在《戴維·洛奇“校園小說”的空間化敘事研究》(2012)中,首先區分了空間化敘事與約瑟夫·弗蘭克提出的“空間形式”,進而從空間化敘事的角度對戴維·洛奇的小說進行了有趣的嘗試性解讀。此外,空間批評方面的期刊論文不勝枚舉,所有這些都體現出空間批評在當今時代的勃勃生機。正如鄭佰青所說,“空間理論為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平臺,文學的空間批評也在空間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的不斷探索中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態勢。”[19]

  結語

  西方學界發生的空間轉向是對傳統的歷史主義的反思與解構,成為當代文化思想領域的重要事件。擺脫歷史時間的羈絆,解構傳統的歷史敘事,成為后現代地理學家的理論旨歸,意在建構空間在文化批評話語中的主體性身份。面對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空間成為重新審視并反思當代社會與文化的重要視角。此外,空間轉向對其他諸多學科領域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形成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與互動,實現文化地理學、空間社會學、地緣政治學等跨學科的理論建構,描繪出當代思想領域豐富多元的文化地圖。地理學想象成為社會理論建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從而形成空間地理話語與歷史時間話語之間的抗衡。

  如何運用空間理論對文學文本進行闡釋,這是空間理論與文學批評相融合的關鍵所在。都市化進程的推進導致都市空間的日益膨脹,而都市空間帶來的新型空間體驗,促使文學理論之空間轉向的發生。本雅明、布朗肖和巴什拉等哲學家,在文學理論的空間化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有效的范例。現代都市空間的生產徹底改變了傳統的時空觀念,支離破碎的都市景觀破壞了連續的時間,導致時間的空間化。空間化的文學理論有助于我們重新解讀文學文本中的空間書寫,重新考察文學書寫的歷史。在傳統的文學理論發展史上,歷史性的時間扮演著重要角色,而空間轉向的發生使空間走上文學理論的中心舞臺,轉而成為批評領域的主角,引領文學理論走向更廣闊的批評領地。正如陸揚先生所預期的,“認知地理學、空間政治學的闡釋視角一旦引入文學批評,今日正在經歷大規模社會空間重組的文學和批評敘事有望迎來它們由表及里的‘人文認知地圖’,當不是奢談。”[14]8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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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處:蔣賢萍.空間與文學:理論、視角與方法[J].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20,30(03):9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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