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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心理學的發展歷程與趨勢

時間:2020-07-08 來源:中華文化論壇 本文字數:18161字
作者:潘啟聰 單位: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

  摘    要: 文藝心理學獨立成為一門學科前,經歷了由明至清、由清至民國兩次重要轉變。明代至清代期間,文藝心理的探討仍停留在傳統的探索模式。那時的論述多為隨筆式的雜評。清中葉,西學東漸成為了文藝心理研究發展的催化劑。學者們多引用西方概念,打破了多年的傳統主題。民國初期,文藝心理的探討終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有了明確的研究課題和研究方法。文藝心理學之所以能夠有著迅速的發展,當中有三個重要的因素:漸趨清晰的學科定位、與時并進的開放態度以及研究方法的進益。

  關鍵詞: 文藝心理學; 西學東漸; 學科定位; 梁啟超; 朱光潛;

  Abstract: Psychology of literature and art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after undergoing two major transitions: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and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sychology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ill maintained the traditional mode, and arguments were mostly varied comments in the form of an informal essay. By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s had become a catalyst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sychology of literature and art. Scholars then had tended to use the concepts from the West, and broken up the traditional themes which reigned for many years. At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discussion on the psychology of literature and art had developed into an independent school, acquiring definite research topics and method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sycholog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due to three reasons: the clear orientation of the discipline, the open attitude of keeping abreast with the times, and the progress in research methods.

  Keyword: Psychology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s; the orientation of the subject; Liang Qichao; Zhu Guangqian;

  前言:近年文藝心理學發展概況

  文藝世界是人類文明中一個最為多采多姿的領域。文藝創作的形式多樣化,而且每一朝代都有其優秀的作品:如先秦散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文學作品的主題亦極為多元化:談情感的有懷人思鄉的作品、抒抱負的有言志的作品、探知死生大事的有志怪錄異的作品等。文藝世界如此廣闊無垠,文藝心理一直是學者們很想了解的對象。作家這個頂在頸項上,存于兩耳間的“黑盒子”1,何以能夠為人類文明開拓出這么一個燦爛的世界呢?大家都想對這個“黑盒子”里的思考過程一探究竟。因此,不論中外也無分古今,人們都嘗試對文藝心理作出解說。

  就近現代的華語學界而言,自朱光潛的《悲劇心理學》及《文藝心理學》兩種著作刊行于世后,文藝心理學至今仍不時有新論著面世。后來,因時局轉變的關系,心理學有一段時間在我國被視為偽科學。文藝心理學的發展亦因此受到影響而發展緩慢。2不過,在金開誠教授于1982年出版《文藝心理學論稿》3之后,文藝心理學的研究未再有停下。若以“文藝心理學”為關鍵詞于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內作出搜尋,搜尋結果共有471項。4在1950至1970年代期間,文藝心理學的論文只有零星的數量。那30年間就只有5份相關論文。到了1980年代,受金開誠教授的影響,文藝心理學研究在這10年有飆升的情況。1990至今,文藝心理學的研究論文發表有穩定的數量。當然,文藝心理學并不是一門創自華語學界的學科。若嘗試追溯西方近現代文藝心理學發軔之始,有學者指是費希納(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5,也有學者說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6爭議的關鍵在于是誰將近現代心理學理論運用于文藝心理活動的探討之上。費希納在其《美學初論》(Vorschule der?sthetik,1876)中,一反以往側向哲學性的傳統,運用了實驗心理學的知識來研究美學。佛洛伊德則是從精神分析學的視角,對作家或角色的潛意識、情結、癖好等作出挖掘和分析。他的論著中不乏屬于此類的論文,如《詹森的〈格拉迪瓦〉中的幻覺與夢》《作家與白日夢》《戲劇中的精神變態角色》《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弒父者》等。
 

文藝心理學的發展歷程與趨勢
 

  之后,文藝心理學在西方亦發展不斷。它的發展或來自眾多心理學家對文藝活動的論述,或來自學者對它作出專門的研究。就前者而言,不少赫赫有名的心理學家都曾對文藝創作提出其論述。例如,行為主義心理學家斯金納(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就輕蔑地認為創作不過是操縱周圍世界中已有的材料,或出于胡亂配搭、或出于偶然而產生以前未有過的事物,那就被人視為“新的”和“有創意的”作品了。7又例如,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則對每個人的潛能都予以肯定,認為創造性是不限于有特殊天份的作家。在其《動機與人格》一書中,他指出“偉大的作品不僅需要靈感、高峰體驗,它還需要勤奮的工作、長期的訓練、無情的批判、完美的規范等”8。其實,不少的心理學家都曾對文藝活動作出過心理學的分析,豐富著文藝心理學這門學問。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韋特默(Max Wertheimer,1880-1943)、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25-)等都是一些好例子。

  就后者而言,學者們曾經作出的研究主題多元化,大致上又可歸納為兩大類:文藝理論類和實證心理類。在1957年秋,霍夫曼(Frederick J.Hoffman,1909-1967)發表了《心理學與文學》一文。那是一份回顧性的論文。綜覽文藝心理學的發展,精神分析學為這類研究的主要理論基礎。據霍夫曼的說法,對作家與文學作品作出精神分析的挖掘,與文學批評息息相關。尤其在探究文學作品的多重意義以及創作形式的分析上,本我、自我和超我等概念可謂舉足輕重。9不過,同為回顧性的論文,納普(John V.Knapp,1940-)在2010年所撰的文章為吾人描繪了一個不同的畫面。在其《新心理學與現代研究方法:對文學中的經典理論重新思考》一文中,納普指出精神分析學在過往一直為文藝心理學研究之主流。他以“舊的心理學模式”(older psychological models)指稱佛洛伊德、荷妮(Karen Horney,1885-1952)及拉康(Jacques-Marie-?mile Lacan,1901-1981)的理論進路。10“舊的心理學模式”其實存在不少的問題。先不要說精神分析學運用于文藝研究的有效性,就是作為一門心理學的理論,精神分析學也常常被批評其理論及概念不可被證偽,難以對其進行實證調查。10納普進一步提醒文藝心理學的研究者,心理學并不只有精神分析學。心理學后來發展出不同的流派、范式及研究方法。納普在文中曾舉的例子就有演化心理學、生物心理學、認知主義心理學等。這些新心理學(New Psychologies)為學者們提供了新的概念框架、可操作工具、研究進路和詞匯。若文藝研究能與這些新心理學結合,未來必定可以對文藝活動有更廣博之探索。

  由上可見,在西方學者的眼中,文藝心理學的研究可分為兩大類,包括文藝理論類和實證心理類。這兩類的研究同時又標志出兩個時間上的階段。第一類研究往往借心理學的一些概念去研究文藝活動,而主流的理論基礎是精神分析學。或受費希納的影響,這類研究不少是與美學及其所衍生的課題相關。故此,后來有學者認為這一類研究更像是文藝理論類的論著,而這一類研究至今仍然存在于學界之中。同時,有學者提醒文藝心理學應該更強調“心理學”的部分,并應隨著心理學的發展與時并進。精神分析學固然是近現代心理學三大勢力之一,然而吾人甚少見到其余兩大勢力(行為主義心理學Behaviourism及人本主義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出現在文藝心理學的研究之中。除了三大勢力以外,心理學還有格式塔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認知主義心理學(Cognitivism)、超個人心理學(Transpersonal Psychology)等。研究方法亦轉趨成熟及多元化。這些均可成為文藝心理學研究的豐富資源。更有學者指出,將臨床診治與心理治療結合文藝活動的研究亦可為文藝心理學往后能夠探索的領域,例如:古德溫(Goodwin,F.K.)與賈米森(Jamison,K.R.)就曾研究一組著名的美國詩人,而發現在他們當中許多人都患有精神病,甚至曾自殺11;賈米森曾在論文中指出作家的情緒處于躁狂狀態(Manic)時,當中某種特質促進了他們的創造力12;理查德茲(Richards R.)等人亦曾撰文指出躁郁癥(又稱雙極性情感疾患,Bipolar manic-depressive illness)與創造力的關系。13這些都是文藝心理學中,一些更強調“心理學”部分的好例子。

  世紀之交后,華語學界的一些學者對這門學問提出了一些有關未來發展的懷疑。2000年后,不少文章開始對學科發展作出回顧和審視。例如,彭彥琴的《試論文藝心理學的困境與出路》14、林超、孔祥軍、張益的《20世紀90年代文藝心理學研究綜述》15、張麗杰、彭波的《對文藝心理學現況與未來發展的審視》16、劉鋒杰的《“文藝心理學”的命名之難》17等。根據潘啟聰的歸納,對于文藝心理學的學科發展大致上有三種疑問:第一,有關學科性質和定位的問題;第二,有關研究對象的問題;第三,有關研究方法的問題。18本文希望仿效納普的研究,對文藝心理學在華語學界的發展作出歷史性回顧,以找出發展暫緩之癥結所在,并為未來發展指出值得探索的方向。

  一、回顧:華語學界文藝心理學的歷史回顧

  對于文藝心理的探討,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均自古有之,而且探索的層面亦十分多元化。“文藝心理”是一個含意十分廣闊的概念,先賢們在古代的時候已涵蓋了創作動機、受眾反應及閱讀功能等的課題。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Plato,429 BC-347 BC)就以“迷狂說”(theory of delirium)去解釋文藝創作的心理過程。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Aristotle,367 BC-347 BC)就以“凈化作用”(catharsis)去說明觀眾在觀看悲劇時產生的心理體驗。不少先哲都曾就文藝心理提出過許多的見解,當中包括賀拉斯(Horatius,65 BC-8 BC)、朗吉努斯(Longinus,213-273)、普洛丁(Plotinus,205-270)等。19

  至于在中國,吾人的先哲前賢們對文藝心理同樣感到莫大興趣。孔子就曾指出讀《詩》可以對治學者心里所起的功能和效用,當中包括起發學者心志20、感動學者情意、學習人群相處之道、表達情感而不失分寸21、令學者個性轉溫柔敦厚22等。荀子亦強調讀《詩》對情感教育的效用,例如:他在《勸學篇》中就曾指出《詩》所載的是醇正和平所歸之樂章,能使得中和悅。23關于創作心理的說明,早在《虞書》中已有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大序》亦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后來,陸機在《文賦》又提出了“詩緣情”一說,指:“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大抵而言,“言志”和“緣情”為中國的前賢們解釋創作心理的進路,而討論的文體亦以詩歌為主。直到現在,學者們對于文藝心理的好奇及探索一直都未有停止。

  回顧華語學界的發展,學者首次以心理學的概念分析文學作品始于晚清時期,而到了1930年代正式有專門書籍以《文藝心理學》為名出版。故此,本文選取了更早的時間開始作出回顧。本文會由明代開始,看看對于文藝心理的討論是怎樣的形態;然后看看由明代走到清代,學者起初如何以心理學概念分析文學作品;之后,再看看由清代走到民國初期,文藝心理學如何正式發展為一門專門學問。綜合而言,在明代,學者們對文藝心理的論述仍多停留在隨筆式的雜評,如李贄的童心說、袁中道的“識、才、學、膽、趣”;在清代,由于西學東漸,學者們的論述漸漸轉為專題式的探討,當中更使用了不少西方的知識,如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民國初期,有賴朱光潛對文藝心理的探討筆耕不輟,文藝心理的研究終于由零散的討論獨立成一學問。回顧文藝心理學在這段時間的發展甚具意義,因為這項任務對展望這門學問的未來發展有一定參考作用。

  (一)趨向:從國學走向西學

  在西學東漸以前,前賢們對于文藝心理的探討主要都是根據古代圣哲之言。以明代李贄的童心說為例,他對“童心”的評價可謂與中國傳統的“若保赤子”24、“赤子之心”25、“含德之厚,比于赤子”26等價值如出一轍。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

  童心既障,于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27

  按照李贄的說法,寫作文章應出自于作家的“童心”。因為若作家的“童心”不存,其言其文必假。世上沒有人喜好假言假文,故才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具備“童心”既為好作家的條件,同時亦為審視作品優劣的標準。明代學人袁中道亦曾嘗試從“識”“才”“學”“膽”和“趣”五個方面提出作家應該具備的心理質素。

  上下千古,不作逐塊觀場之見,脫膚見骨,遺跡得神,此其識別也;……若山光水色,可見而不可即,此其趣別也。有此五者,然后唾霧皆具三昧,豈與逐逐文字者較工拙哉!28

  袁中道提出的質素,包括了博學、不造作、不在意毀譽是非等。這些質素無疑為中國傳統對于知識分子的要求。到了清中葉的時候,學者們的論述形態仍未見有很大轉變。袁枚一方面強調性靈和才情在文藝創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亦指出作者自我的作用。

  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惟李義山詩,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驅使,不專砌填也。29

  為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則自恃俍用之病多……作詩,不可以無我;無我,則剿襲敷衍之弊大;……29

  有關“有我”與“無我”之說,劉熙載與袁枚有同樣的見解。劉氏更進一步指出,此“有我”之說乃直接承襲“周秦間諸子之文”而來。在《藝概注稿》中,劉氏言道:

  周秦間諸子之文,雖純駁不同,皆有個自家在內。后世為文者,于彼于此,左顧右盼,以求當眾人之意,宜亦諸子所深恥與!30

  綜合而言,若文章之中未能顯示作者一己的志向和識見,縱然文章有好的寫法而配合眾人的胃口,此文仍不能說是好的作品。所謂“有我”“有個自家在內”是指不刻意逢迎眾人之口味、有識見備志向乃作家應該具備的心理質素,亦可謂古人“言志”之注解。有關文藝心理之討論當然不止上述所引述的,例如王士禎的“神韻說”亦說明作家的精神意涵與詩歌創作之關系。然而,由于此文主要回顧文藝心理研究之發展,故未能在此一一引述和闡明。由以上所曾引述的學人中,吾人大體可見文藝心理的論述形態。前賢們對好作家具備的心理質素感到莫大的興趣,而他們賴以討論的根據主要為古代圣哲之言。無怪錢谷融和魯樞元在其《文學心理學》中,對中國的文藝心理理論的發展作出了以下的評價:“‘情感中心說’是從先秦到晚清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31暫且不說“情感中心說”是否那條主線,然而文藝心理的論述確實往往不出先秦圣哲們的價值取向。錢氏和魯氏之說倒是有一點值得商榷,那就是這主線到底有沒有貫穿至晚清時期。

  有一點非常值得注意,縱然詩歌的探討為我國討論文藝心理之主流,但是隨著時代發展每個朝代都有其發達之文體(例如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文藝心理的討論越趨近代就越是多元化。在我國討論文藝心理的早期開始,學者多數討論詩歌對讀者之教育功能。這類討論尤以儒家的理論基礎作論述主導,如孔子、荀子之論述。到了六朝至明清之際,雖然討論的文體仍以詩歌為主,不過在論述中則越來越多有關于創作歷程與心理之注意,如陸機、李贄、袁枚、王士禎等。隨著文體越來越多樣,文藝心理的討論課題亦越益多元。例如,在明末馮夢龍就曾在《喻世明言》的“敘”中指出閱讀小說可引起的反應:

  試令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32

  到了晚清,西方學說在中國的影響力開始日益增加。文藝心理的研究有很大的轉變。學者們漸漸以西方學說作其理論基礎。不少的學者都視王國維在1904年所撰的《〈紅樓夢〉評論》為文藝心理學發軔之作。33然而,筆者發現有學人在更早的時間運用了心理學的概念和知識去作出文學的分析和評論。梁啟超在1902年所撰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就明確地指出小說容易讓讀者將自己帶入角色之中,又容易感動人心,“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34。梁氏使用了“心理學”一詞,其意思明顯是現代意義的Psychology。再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內,梁氏對于閱讀時的心理過程有詳細描述和析論。

  小說者,常導人游于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34

  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書中,而為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34

  雖然文中沒有用上很多心理學的概念和理論,但是上述的引文與精神分析學所謂的“投射”有異曲同工之妙。精神分析學所謂的“投射”(projection)是指“把自己的欲望、態度加諸于他人”35。是以,吾人讀《石頭記》必擬賈寶玉而不是茗煙,讀《梁山泊》必擬黑旋風而不是王倫。若謂梁啟超深諳心理學學說,這并非牽強的穿鑿附會。細讀梁啟超其他的論著,吾人可見他對心理學有深入的了解。例如,他在《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的講義中就以“催眠術”去說明作品中的情感表達36;他在《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就指陶淵明在《讀〈山海經〉》中不知不覺地把他的“潛在意識”寫了出來。37如果考慮梁啟超文學以外的研究,他曾為心理學會以《佛教心理學淺測》為題作出演講,當中可見他對當時西方心理學有充分的認識。以筆者曾閱覽的資料而言,暫以梁氏此文為我國最早用上“心理學”一詞現代意義之作品。

  王國維在1904年撰寫了《〈紅樓夢〉評論》一文,不少學者都認為是文藝心理學經典之作。其實,《〈紅樓夢〉評論》為長篇幅的文章,文中內容豐富故而分了五章,包括“人生及美術之概觀”“《紅樓夢》之精神”“《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及“余論”。有關文藝心理的內容,主要在“第三章《紅樓夢》之美學上之精神”之內。章中承西方文藝心理有關悲劇的討論。王氏借用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的哲學和亞里士多德的《詩論》,對《紅樓夢》的悲劇情節及其所能引起的美感經驗作出析論,指出寶玉與黛玉最后之相見可謂最壯美者之一例。38

  在晚清,西學為文藝心理的研究開啟了一扇大門,通往時人未有想過的境地。自梁啟超、王國維敞開這扇門以后,文藝心理的研究就不只限于闡發中國古代圣哲之言。后來有郭沫若的《批評與夢》《〈西廂記〉藝術上的批判與其作者的性格》,之后又有朱光潛的《悲劇心理學》和《文藝心理學》,文藝心理學的發展步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當中的分析和討論出現了佛洛伊德、榮格、叔本華等名字,亦出現了催眠術、拜腳狂、受動的虐淫狂、力比多、潛意識等概念。由明代走到晚清,文藝心理學的發展出現了從國學走向西學的顯著趨勢。

  (二)聚焦:越趨專門的論述

  自中國的學人們對文藝心理感興趣開始,迄至清中葉為止,有關的論述多為隨筆式的雜評而非專門性的論著。就以上文曾引述過的論述為例,李贄的《童心說》已經是當中最為詳細和專門了。袁中道有關“識、才、學、膽、趣”的講述是寫在《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之中。不論是袁枚還是劉熙載的論述,全都只是隨筆式的雜評,分別錄于《隨園詩話》和《藝概注稿》內。到了晚清的時候,文藝心理的論述越趨專門化。

  以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為例作參考,梁氏之所以在文中一再講述閱讀小說的心理過程,主要是希望帶出小說有影響社會風氣的能力。

  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讀小說者,而此等小說,既已漸潰社會,成為風氣……39

  在該文之中,梁氏力陳小說牽引讀者情緒的能力,以及讀者在閱讀小說會產生投射作用。梁氏指:“小說者,常導人游于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39正是由于小說能如此牽動人心,梁氏其后進一步指出小說對于社會風氣及群治之影響力。

  又以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為例,王氏在文中藉叔本華的理論指出悲劇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再指出《紅樓夢》屬于哪一個類別。

  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38

  王氏指出“若《紅樓夢》,則正第三種之悲劇也”,又謂“由此觀之,《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40。他再進一步引亞里士多德《詩論》中之說指出《紅樓夢》的美學價值。它是一出“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脫之不可已”40之悲劇,具有洗滌人之精神于的效能。

  從清中葉到民國初期,文藝心理學的專門論著陸續出現。郭沫若在1920年代寫下了《〈西廂記〉藝術上的批判與其作者的性格》(1921)和《批評與夢》(1923)兩篇文章。文章當中運用了不少精神分析學的概念和理論對小說進行解釋。梁啟超的《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乃1922年在清華授課的講稿,而他的《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則是他1923年的作品。同樣是1920年代,魯迅在1924年翻譯并出版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一書。此書顯然是吸收了佛洛伊德的基本觀點而寫就。魯迅之所以會翻譯此書,據他在引言中所指,是為了面對中國當時的精神萎靡錮蔽的問題41。到了1930年代,朱光潛先后出版了《悲劇心理學》(1933)及《文藝心理學》(1936)兩本書。這兩本書是中國首兩本文藝心理學的專門性書籍,而且其中一本更是正式以《文藝心理學》為名的書。此書可謂這門學問的奠基石,其影響至今猶在。

  自此以后,以文藝心理學為研究范圍的專著至今未有終止。以專門性書籍為例,現今的論著至少可以粗略分為四類,當中包括:

  1.概論/教科書類:

  金開誠《文藝心理學論稿》(1982),錢谷融、魯樞元《文學心理學》(2003)、朱壽興《文藝心理發生論——人文視野中的文藝心理學研究》(2009)、金元浦《當代文藝心理學》(2009),童慶炳、程正民《文藝心理學教程》(2011)、潘啟聰《當文學遇上心理學——文藝心理學概論》(2019)。

  2.讀者/觀眾反應研究類:

  陸一帆《觀眾心理學》(1988)、丁寧《接受之維》(1990)、余秋雨《觀眾心理美學》(2012)。

  3.古代作品研究類:

  陶東風《中國古代心理美學六論》(1990)、李建中《漢魏六朝文藝心理學》(1992)、吳思敬《心理詩學》(1996)、朱恩彬、周波主編《中國古代文藝心理學》(1997)、閻立欽編著《唐詩心語:由唐詩談心理健康(插圖本)》(2009)、崔立中、張愛群、袁德水《桐城派心理學思想》(2015)。

  4.作家專題研究類:

  周怡、王建周《精神分析理論與魯迅的文學創作》(2005),布小繼、李直飛、蘇宏《張愛玲、沈從文、賈平凹文化心理研究》(2011)。

  由以上的資料可見,清中葉是文藝心理學發展的關鍵時刻。清代初期,文藝心理的討論多半為隨筆式的雜評;在清中葉以后,專門性的論著陸陸續續出現。由具清晰主題的論文到大學里的專題演講,再發展到有屬于文藝心理學的專門性書籍,文藝心理學的發展明顯有愈益專門的趨勢。

  (三)轉折:由零散走向獨立

  回顧文藝心理學的發展,我們可以借用心理學家赫爾曼·艾賓豪斯(Hermann Ebbinghaus,1850-1909)一句名言去形容:“心理學有很長的過去,但真正的歷史很短。”42艾賓豪斯在回顧心理學的發展時,以近代心理學由哲學走向科學化作為分水嶺。他那句名言其實是指人類研究心理有很長的歷史,可是真正有效的時期卻只有很短。相類似的情況亦出現在文藝心理學的發展上。行文至此,筆者在文中提及古代的研究時,一直只用“文藝心理”而不稱“文藝心理學”。主要的原因是以往有關文藝心理的討論,只有零散的雜評,沒有成立一門獨立的學問,故不稱“學”。在西學東漸之前,文藝心理的探討不是依古代圣賢之言,就多半是論者較主觀的評語。相關的討論亦只是蕓蕓文學理論其中一環。

  自西學東漸以后,學者們逐漸嘗試應用不同的西方概念、學術標準、研究方法等去進行文藝心理的探討。前賢們的嘗試為日后文藝心理研究獨立成一門學問鋪路。今人讀袁中道的“有此五者(識、才、學、膽、趣),然后唾霧皆具三昧”,或讀袁枚的“作詩,不可以無我”,讀者或許會有疑問,到底其理據、邏輯或原理是甚么。可是,若看梁啟超、王國維、郭沫若等人的論述為例,他們的論證清晰,理論的應用甚有條理。例如,梁啟超在《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中先指出了陶淵明的個性本來就是“意氣飛揚,不可一世”43,只是看到惡社會的種種才有歸隱之舉。梁氏再指陶淵明的作品常常露出奇情壯思,可見他的氣概不減。故說浪漫的《讀〈山海經〉》反映了陶淵明的“潛在意識”。又例如,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仔細地列舉了“賈母之信金玉邪說”“鳳姐忌黛玉之事”“襲人懼禍而親鳳姐”等事,指出寶玉黛玉之離為叔本華所謂的第三類悲劇。

  到了民國初期,有學者更是提出了精神分析學如何能夠為文藝分析提供研究的參考。在《批評與夢》一文中,郭沫若就指出文藝的批評就好比精神分析學對夢的分析。

  文藝的創作譬如在做夢。夢時的境地是忘卻肉體、離去物界的心的活動。……文藝的批評譬如在做夢的分析,這是要有極深厚的同情或注意,極銳敏的觀察或感受,在作家以上或與作家同等的學識才能做到。44

  上述引文雖然未能夠算得上是方法論的講述,可是當中至少提及了作為文藝批評者應具備的質素和條件。比較起較早時期的同類型論述,文藝心理學的發展可謂邁進了一大步。

  到了朱光潛的《悲劇心理學》及《文藝心理學》兩本書刊行于世后,文藝心理學的研究又跨進了一大步。筆者認為文藝心理學至此又有所發展,不只因為這門學問首次有專門性的書籍刊行,更是因為朱光潛在書中正式地提出這門學問的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為何,更提出了外國同類型的研究作參考。

  在《文藝心理學》中,朱光潛對文藝心理學的研究方法有詳細的論述及深刻的反思。朱氏在書中指出文藝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不應該只考慮科學方法,因為美的欣賞是一種完整的經驗,而科學研究方法則長于把整體作分解來仔細分析個中成分。雖則朱氏持這種見解,他仍在書中列舉出一些近代的美學實驗讓讀者作為參考。他的這部《文藝心理學》在文藝心理學的發展中可謂一部舉足輕重的作品。原因是它乃中國第一部載有詳細方法論的文藝心理學論著。

  總括而言,由古代的隨筆式雜評發展至此,文藝心理的探討正式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問。自清中葉起,隨著西學東漸,文藝心理的探討有著長足的發展。文藝心理的論述發展出有關研究者應具備的質素、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等要素。這門學問到了1930年代終于可謂發展到一門獨立學科的高度。文藝心理的探討自古已經出現,可是真正地獨立成科至今仍未有一百年的時間。因此,筆者才會借用艾賓豪斯之話,指:“文藝心理學有很長的過去,但真正的歷史很短。”

  二、展望:與心理學同行

  從明代走到清代,再由清中葉走到民國初期,回顧文藝心理學的傳承與創新,我們從中學會了甚么呢?

  原本在歷史上,只有文藝心理的論述,并沒有文藝心理學。一直以來,學者們都以古代圣哲之言作為論述的依據。以哲學為基礎本身不是問題,西方的文藝心理論述不也往往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叔本華嗎?可是,在中國,古代圣哲之言往往被奉若神諭,以此為據的討論往往同時間帶有價值判斷。這種論調令學者們無法客觀地了解所有文學作品。不少被視為狎邪一屬的作品就這樣被人忽視;性事、欲望、病態等探討亦幾近絕跡于文藝心理的討論中。是以,與其美言中國的文藝心理是以“言志”“緣情”為貫徹始終的主線,倒不如說文藝心理的論述走不出前賢劃下的樊籠。

  西學來華(尤其是美學和心理學的理論),為文藝心理的討論注入新力量。學者們有了亞里士多德和叔本華的理論作依據去分析悲劇,有了精神分析學的理論去了解作家不為人知的欲望。他們的討論不再受限于圣哲之言,然后謂言志向才是好作品、具赤子之心才是好作家。學者們的探討主題變得多元化。他們會嘗試由《西廂記》中找出作家的戀足癖、他們會問蔡文姬是否是一個患有歇斯底里癥的女人、他們會好奇一直獨身的屈原是否精神健全等。文藝心理的討論變得越來越完備,甚至發展出有關研究者應具備的質素、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等要素。經過多位前賢的努力后,在1930年代,文藝心理學終于能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越趨清晰的學科定位、與時并進的開放態度以及研究方法的進益都是文藝心理學當時得到重大發展之原因。

  若以今人的視野去回顧整個學問的發展,文藝心理學是否經已發展完備,再無隱憂呢?誠然不是!首先,若以朱光潛在1933年《悲劇心理學》刊行計起,文藝心理學發展至今已有86年之久。研究成果是否已碩果累累呢?不是!由于時局的因素,心理學在華語學界的研究一度陷于低谷,連帶文藝心理學的發展亦停滯不前。45直至1982年,北京大學的金開誠出版了《文藝心理學論稿》一書,才打破了這持續近半世紀的學術低潮。如此計算起來,自朱光潛出版《文藝心理學》后到1982年《文藝心理學論稿》的刊出,文藝心理學期間一直停滯不前。到了今天,文藝心理學獨立成科以后只得約40年的歷史呢!

  自2000年開始,學界中出現了對學科未來發展抱懷疑態度的聲音。在2000年,彭彥琴以《試論文藝心理學的困境與出路》46為題發表研究論文;至2012年仍有學者以《“文藝心理學”的命名之難》47為題發表研究。在這段時間,回顧和審視學科發展的文章可謂不計其數。有關學者們對學科發展的懷疑,林超、孔祥軍和張益在《20世紀90年代文藝心理學研究綜述》中的說法反映了不少學者的想法:“總之,學科研究的性質尚未準確定義,對象稍顯混亂,學科范圍含糊”48,又言道“在目前的文藝心理學研究中,研究的結果多半只是簡單描述、舉例、欣賞、認同,滿足于語言和技術的游戲,回避實際問題,多似是而非的雄辯和言之無物的高談”48。魏雪苑在2009年亦發表了《從朱光潛到金開誠──“文藝心理學”的當代轉換》指出:“直到今天關于文藝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以及基本研究范式等等問題,在國內仍然沒有讓人滿意的答案。”49從上文可以見到,文藝心理學在一些基礎議題上仍有不少爭議,且莫衷一是。如前所述,歸納現存論述以后,現今的學者們對學科未來發展大體上有三種疑問:第一,有關學科性質和定位的問題;第二,有關研究對象的問題;第三,有關研究方法的問題。

  本文一方面參考文藝心理學在西方學界的發展,另一方面參考過往在明清間的傳承與創新,以及在民國初期得到輝煌發展之原因,筆者就以下三方面提出一些建議:

  (一)學科定位上:回到心理學

  文藝心理學是一門跨學科的學問,顧名思義是一門跨“文藝”與“心理學”的學問。可是,由于朱光潛將其定性為美學的一部份,作為學科的奠基者,他的觀點對后學的影響甚巨,至今仍有學者取其立場。在《文藝心理學》的《作者自白》中,他就開宗明義寫道:“這是一部研究文藝理論的書籍。我對于它的名稱,曾費一番躊躇。它可以叫做《美學》,因為它所討論的問題通常都屬于美學范圍。”50在他的心目中,用《美學》還是用《文藝心理學》作書名其實分別不大。他之所會選用后者,主要原因是書中論述多從心理學觀點出發。他在《自白》中寫道:“這兩個名稱在現代都有人用過,分別也并不很大,我們可以說,‘文藝心理學’是從心理學觀點研究出來的‘美學’。”50可見,若謂朱氏將文藝心理學等同于美學,或將其視為美學的一分支,這并未有曲解他的看法。然而,筆者并不同意其說法。

  美學是什么呢?美學是一門“關于審美現象的綜合性的人文科學,是將以藝術活動為典范的現實審美活動作為研究對象的學問”51;它的研究是“把集中體現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審美主客體融為一體的審美活動作為研究對象”51;在方法論上,“美學研究的核心方法應當、而且只能是哲學的方法”51。心理學又是甚么呢?心理學是一門“關于個體的行為及精神過程的科學的研究”52;它的研究目標有五,包括:描述、解釋、預測、控制行為及提高人類生活的質量53;在方法論上,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就分了量性(quantitative)與質性(qualitative)兩類,但不論是哪一類研究方法,當中嚴謹求真、講求證據的精神是一致的。若就學科性質、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而言,美學與心理學的差異可謂甚巨。若然今日吾人仍要繼續發展文藝心理學,何必要建立一門空有心理學之名而無心理學之實的學科呢?

  既然心理學為一門關于個體的行為及精神過程的科學的研究,何不將文藝心理學定義為“關于參與文藝活動(包括創作、閱讀、審美等)之個體的行為及精神過程的科學的研究”呢?若心理學的研究目標有五,包括:描述、解釋、預測、控制行為及提高人類生活的質量,吾人又何不將文藝心理學的目標定為“(一)準確地觀察并描述創作、閱讀、審美等有關文藝的行為及精神過程之現象;(二)發掘文藝行為及精神過程中一些規律,并嘗試解釋其背后的原理;(三)在知悉文藝行為及精神過程的背后原理之后,文藝心理學家應能預測在甚么情況下某種文藝行為會出現,或在某種文藝行為后個體會有甚么行為及精神反應;(四)若預測能經得起實證的研究,文藝心理學家便能控制個體之行為及精神反應,并(五)藉此提高人類生活的質量,如借自傳寫作改善傳主心理健康、以閱讀為治療工具等”54呢?當然,不一定所有的研究都必須符合此五項目標。以解讀文藝作品背后意義、研究已故作家心態這兩種文藝心理學常見的課題,符合首兩項目標亦可。

  (二)與時代并進:與心理學同行

  學科剛剛開展之時,朱光潛將美學與文藝心理學等同起來是有著其背后歷史因素的。朱光潛的《悲劇心理學》及《文藝心理學》兩本書刊行于1930年代。在他的書中,他引用哲學家的次數比引用心理學家的次數可能還要多。而且,他不只一次否定實驗方法的研究效能。反思他寫作時西方心理學界的狀況,吾人或能了解多點他的研究取態。他身處的年代正值西方心理學界發生激烈爭辯的時期。在1913年,華生(Watson,J.B.,1878-1958)發表了一份著名的文章《行為主義者眼中的心理學》,開創行為主義的心理學學派。55行為主義的出現引發了學界有關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科學性等議題的爭議。在朱光潛撰寫《悲劇心理學》及《文藝心理學》的時間,正值行為主義雄據心理學學界的時期。行為主義持否定研究心理過程的極端主張。朱光潛反對以分解方式來研究文藝心理,背后原因或與他對行為主義之反思有關。

  朱光潛在其身處的時代和環境,他對文藝心理學的貢獻是不可多得的。可是,若現今的研究仍對前人的限制未加反思,則是今人責任。在朱光潛的時代,西方心理學界最盛行是行為主義心理學。它確實是存在著研究對象過份狹隘的問題。朱光潛對科學化心理學是否有能力研究文藝心理抱懷疑是有其歷史原因的。然而,心理學后來有著長足的發展。有心理學家認為華生的說法過于激進,繼而促成了新行為主義模式(Neo-Behaviouristic Models)的誕生。約于1950年代,心理學的第三勢力人本主義心理學學派出現了。就心理學而言,近年來不論是研究范疇、研究方法等都有多元發展。以研究范疇為例,近年心理學的研究范疇越趨多元,包括生命意義、理性信念、美好人生等。參考西方文藝心理學的最新發展,本文認同納普的說法。納普認為文藝心理學的發展不應劃地為界,限于舊有精神分析形式、傾斜于文學理論的一進路;而是可以緊貼心理學發展,采納新理論、運用新的研究方法。筆者同樣認為,在華語學界,文藝心理學的未來發展可重新與現代心理學相配合,為研究寫作、閱讀、作家心理質素等開創新的研究方向。

  (三)研究方法上:以證據為參考

  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明確表示其對近代美學實驗之不信任。在《近代實驗美學》一文中,朱氏指出:

  實驗美學在理論上有許多困難,這是我們不容諱言的。第一,美的欣賞是一種完整的經驗,而科學方法要知道某特殊現象恰起于某特殊原因,卻不得不把這種完整的經驗打破,去仔細分析它的成分。56

  如果朱氏是旨在說明實驗方法對于美學研究的限制,他的評語是對的。可是,若真如他字面上所寫,意指“科學方法”而言則不可。尤其是事至今日,心理學在研究方法方面有了不少的進步。

  除了量化研究(常見的問卷調查、實驗研究等)外,質性研究方法亦受到相當的重視。在史密斯(Smith,J.A.)的《質性心理學:研究方法的實務指南》一書內,他就介紹了多種質性研究方法,當中就包括了現象學分析法、扎根理論研究法、敘說研究、對談分析、論述分析、焦點團體、合作研究等。57更有學者指出質性與量化兩種取向的研究并不互相排斥,甚至可以結合使用以彌補各自的限制,因而提出混合研究法(mixed methods)。然而,不論是量化還是質性取向,提供充分證據以作分析和參考之用可謂是兩者共通之處。吾人想了解閱讀某作品的反應,可以請讀者閱后填寫問卷;吾人想了解作家的心路歷程,如作家在世可以進行訪問,如作家已逝世則可以用檔案文件法研究其私人日記、個人書信、回憶錄、自傳等。心理學現有的研究方法眾多,質性與量化取向兼備,學人們一定能夠對文藝活動有更深刻的了解。

  結語

  本文回顧了文藝心理學的發展歷程,尤其聚焦于這門學問由明至清、由清至民國初期的兩段轉變。在明代至清代期間,文藝心理的探討仍停留在傳統的探索模式。那時期的論述仍多數為隨筆式的雜評。到了清中葉的時候,西學東漸成為了文藝心理研究發展的催化劑。學者們多了引用西方概念,打破了多年的傳統主題。到了民初的時候,文藝心理的探討終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有明確的研究課題和研究方法。反思文藝心理學在這段時間的發展,它之所以能夠有著迅速的發展,當中有三個重要的因素。當中包括越趨清晰的學科定位、與時并進的開放態度以及研究方法的進益。

  文藝心理學的發展到了2000年左右,開始有學者對學科未來發展抱懷疑態度。歸納現存論述,現今的學者們對學科未來發展大體上有三種疑問:第一,有關學科性質和定位的問題;第二,有關研究對象的問題;第三,有關研究方法的問題。參考文藝心理學在明清之間的傳承與創新,筆者對于文藝心理學的未來發展有三項建議:第一,要有清晰的學科定位,筆者認為文藝心理學的發展應回到心理學去;第二,文藝心理學的發展要與時代并進,學者們應該了解心理學學界的最新動向,要與心理學同行;第三,在研究方法上要參考心理學現有的方法,但不應離開“以證據為參考”的大原則。

  注釋

  1“黑盒子比喻”(Black Box Metaphor)是近現代心理學學界中一個非常著名的比喻,“黑盒子”指代腦袋和思維。
  2錢谷融、魯樞元主編:《文學心理學》,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9-20頁;金元浦:《當代文藝心理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1頁;童慶炳、魯樞元:《文藝心理學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頁。
  3金開誠:《文藝心理學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
  4(1)搜尋日期為2019年9月29日。
  5(2)Tinio P.&Smith J. Psychology of Art and Aesthetics, in Oxford Bibliographies 2017: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obo-9780199828340/obo-9780199828340-0002.xml, Retrieved in 23 August 2019.
  6(3)Nader K.&Moosa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Psychology, Journal of Life Science and Biomedicine, Vol.2 No.4, 2012,pp.129.
  7(4)斯金納:《科學與人類行為》,譚力海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238頁。
  8(5)馬斯洛:《動機與人格》(第三版),許金聲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08-209頁。
  9(6)Hoffman, F. J. Psychology and Literature. The Kenyon Review, Vol.19 No.4,1957, p.610.
  10(1)(2)Knapp, J. T. New Psychologies and Modern Assessments:Rethinking Classics In Literature, Including Film and Music. Style,Vol.44 No.1-2, 2010, p. 1, p. 2.
  11(3)可參考:Goodwin, F. K.&Jamison, K. R. Manic Depressive Illnes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4)可參考:Jamison, K. R. Mood Disorders and Patterns of Creativity in British Writers and Artists. Psychiatry No.52, 1989, pp.125-134.
  13(5)Richards, R., Kinney, D. K., Lunde, I. Benet, M.,&Merzel, A. P. C. Creativity in Manic Depressives, Cyclothymes, Their Normal Relatives, and Control Subject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Vol.97 No.3, 1988, pp.281-288.
  14(6)彭彥琴:《試論文藝心理學的困境與出路》,《贛南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第52-56頁。
  15(7)林超、孔祥軍、張益:《20世紀90年代文藝心理學研究綜述》,《海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第32頁。
  16(8)張麗杰、彭波:《對文藝心理學現狀與未來發展的審視》,《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07年第9期,第101頁。
  17(9)劉鋒杰:《“文藝心理學”的命名之難──新時期以來“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學術考察之一》,《文藝理論研究》2012年第5期,第13-20頁。
  18(1)潘啟聰:《當文學遇上心理學──文藝心理學概論》,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第24頁。
  19(2)錢谷融、魯樞元主編:《文學心理學》,第3-6頁。
  20(3)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
  21(4)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22(5)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小戴禮記·經解》)
  23(6)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荀子·勸學篇》)
  24(1)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尚書·康誥》)
  25(2)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離婁下》)
  26(3)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道德經·第五十五章》)
  27(4)李贄:《焚書·續焚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98-99頁。
  28(5)袁中道:《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58頁。
  29(6)(7)袁枚:《隨園詩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7頁,第128頁。
  30(8)劉熙載:《藝概注稿》,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52頁。
  31(1)錢谷融、魯樞元主編:《文學心理學》,第9頁。
  32(2)馮夢龍:《敘》,《喻世明言》,香港:中華書局,1978年,第1-2頁。
  33(3)金元浦:《當代文藝心理學》,第8頁;童慶炳、程正民:《文藝心理學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頁;王文紅:《簡論中國現代文藝心理學的發展》,《東疆學刊》2002年29卷4期,第48頁;宗波:《中國現代文藝心理學回顧》,《文藝研究》2006年第2期,第20頁。
  34(4)(5)(6)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飲冰室全集》,香港:香港天行出版社,1974年,第273頁,第271頁,第272頁。
  35(7)黃希庭:《人格心理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9頁。
  36(8)梁啟超:《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中國文學講學:老清華講義》,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5頁。
  37(1)梁啟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中國文學講學:老清華講義》,第284頁。
  38(2)(5)王國維、蔡元培:《〈紅樓夢〉評論·〈石頭記〉索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13頁,第11頁。
  39(3)(4)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飲冰室全集》,第273頁,第271頁。
  40(1)(2)王國維、蔡元培:《〈紅樓夢〉評論·〈石頭記〉索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頁,第13頁。
  41(3)魯迅:《〈苦悶的象征〉引言》,《魯迅全集·七》,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57頁。
  42(4)Ebbinghaus, H. Psychology:An Elementary Text-book. Boston:D.C. Heath&Co., Publishers, 1908, p.3。原文為:Psychology has a long past, yet its real history is short。
  43(1)梁啟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中國文學講學:老清華講義》,第283頁。
  44(2)王訓昭等編:《郭沫若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第134頁。
  45(1)錢谷融、魯樞元:《文學心理學》,第19-20頁;金元浦:《當代文藝心理學》,第11頁;童慶炳、程正民:《文藝心理學教程》,第5頁。
  46(2)彭彥琴:《試論文藝心理學的困境與出路》,《贛南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第52-56頁。
  47(3)劉鋒杰:《“文藝心理學”的命名之難──新時期以來“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學術考察之一》,《文藝理論研究》2012年第5期,第13-20頁。
  48(1)(2)林超、孔祥軍、張益:《20世紀90年代文藝心理學研究綜述》,《海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第32頁。
  49(3)魏雪苑:《從朱光潛到金開誠──“文藝心理學”的當代轉換》,《安徽文學·文藝理論》2009年第7期,第67頁。
  50(4)(5)朱光潛:《作者自白》,《文藝心理學》,第1頁。
  51(6)(7)(8)朱立元:《美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5頁,第21頁,第26頁。
  52(9)格里格、津巴多:《心理學與生活》,王壘、王蘇等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5年,第3頁。
  53(10)格里格、津巴多在《心理學與生活》指出describe、explain、predict、control behaviour和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為The Goals of Psychology。詳見:格里格、津巴多著,王壘、王蘇等譯:《心理學與生活》,第3頁;謝國斌、何祥如在《社會科學概論——多元觀點的透視》中亦指出“心理學的研究有以下五種目的:1.描述、2.解釋、3.預測、4.控制及5.增進生活質量”。詳見:謝國斌、何祥如:《社會科學概論——多元觀點的透視》,臺北:新文京開發,2015年,第234-236頁。
  54(1)潘啟聰:《當文學遇上心理學——文藝心理學概論》,第40頁。
  55(2)布倫南:《心理學的歷史與體系》第六版─影印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40頁。
  56(1)朱光潛:《文藝心理學》附錄一《近代實驗美學》,第268頁。
  57(2)史密斯主編,丁興祥等譯:《質性心理學:研究方法的實務指南》,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原文出處:潘啟聰.文藝心理學之傳承與未來展望[J].中華文化論壇,2020(03):117-12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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