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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城市建設面臨的問題與路徑探索

時間:2020-07-01 來源:征信 本文字數:11084字
作者:樓裕勝 單位:浙江金融職業學院信息與互聯網金融學院

  摘    要: 在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不斷深入的大背境下,以城市為載體的信用體系建設在全國開始實踐和探索,創建信用城市也成為各地信用體系建設的目標。在文獻分析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指出當前信用城市建設中面臨的邊界模糊、法律依據不足、組織協調不暢和市場僵化等問題,并針對性地提出強化組織體系、優化制度體系、完善監測體系、創新產品體系、激活要素體系及夯實青年信用體系的信用城市建設路徑。

  關鍵詞: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信用管理; 信用城市; 城市建設;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country sees the beginning of practices and explorations of city-based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making credit city construction the goal of each city's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By analyzing literature and conducting survey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urrent credit city construction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blurred boundary, insufficient legal basis, poor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market rigidity, etc. and puts forward the paths for constructing credit cities, namely strengthening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optimizing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improving the monitoring system, innovating the product system, activating the factor system, and solidifying the youth credit system.

  Keyword: credit city;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credit management; city construction;

  信用是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從宏觀而言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形成思想道德文化氛圍以及深化社會治理;從微觀而言有利于降低信用主體的運行成本、加快產業的布局以及資本的積聚。總之,社會經濟越發達,信用的作用也就越明顯,這不僅有大量文獻的理論論證,也有眾多國家(地區)的案例實證。

  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城市化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使經濟發展更加強勁、社會治理更加穩健、制度規則體系更加完善、文化建設更加自信。而當城市化進程從高速擴張期進入內涵發展期時,城市所承載的經濟、社會、文化被賦予了更遠大的目標,就需要一個更加完善的信用體系來支撐。因此,在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不斷深入的大背景下,從中觀的視角探討信用城市建設,更有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相關文獻綜述

  (一)社會信用體系

  美國是最早對信用體系進行研究與實踐的國家。從19世紀就開始對債券進行信用評級,經過100多年的實踐與積累后,形成了以《公平信用報告法》為基礎的完善的信用法律體系,以約束和規范市場經濟行為。對于社會信用體系的理解,國內研究中周煒和劉向東(2004)“由一系列法律、規則、方法、機構所組成的支持、輔助和保護信用交易得以順利完成的社會系統”[1]的觀點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從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路徑來看,林鈞躍(2012)從社會信用體系理論的傳承脈絡與創新[2]、沈毅龍(2019)從當前信用立法[3]、張宏(2013)從促進信用服務業發展[4]等不同的視角研究如何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從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功能來看,徐秀玲(2009)提出了以政府功能為核心的社會信用體系構架[5],吳晶妹(2019)則認為應發展和健全我國的信用服務體系[6]。從文獻來看,社會信用體系研究的著眼點都在國家或地區層面,如何將宏觀的社會信用體系與中觀的信用城市建設有機結合,應更具有研究的價值。此外,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路徑的實證分析中,缺乏從法律、規則、市場、文化等多維要素的系統化研究。
 

信用城市建設面臨的問題與路徑探索
 

  (二)信用城市建設

  信用管理與城市建設相互融合源自于從1999年上海市作為城市信用體系建設試點城市的實踐開始,此后許多省份紛紛開始信用城市建設的探索。宋慧宇和劉銘(2013)認為信用城市建設要根據已定的總體目標有層次、分步驟地逐步展開[7]。郝宏展(2008)構建了城市信用體系建設的系統和機制[8]。秦攀博(2018)提出“信用廣州”建設的重點在政務誠信、信用服務市場、聯合獎懲機制以及區域信用合作等方面[9]。張軍(2017)認為蘇州的信用城市建設應從蘇州產業布局的實際情況出發,加強對旅游業、制造業、服務業等行業的企業信用管理體系建設[10]。何水(2013)提出加快鄭州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應從管理體制、法規體系、信用平臺、信用市場及信用環境等方面發力[11]。信用城市建設是近年來興起的研究領域,相關的研究也都是根據具體城市的實際情況提出對策建議,對于其他城市不具有普適性。而且以誠信為核心的思想道德范疇對信用城市建設影響作用的研究也不夠深入。

  (三)信用城市監測理論研究

  信用城市監測評價已經成為信用城市建設的主要內容和工具,具有導向性的功能。國際信用評價監督協會(ICASA)對國家(區域)進行信用排名時,主要考慮政府部門的失信行為、懲戒力度及信用信息共享程度等指標;中國城市商業信用環境指數(CEI)側重于地方政府對于信用基礎建設的考量。國家信息中心中經網開展的“全國城市信用狀況監測”,由于所具有的監測信息優勢,成為了目前有影響力的信用城市監測體系。就現行的信用城市監測體系來看,監測評價指標體系及其監測方法是研究重點,但支撐監測評價體系的信用城市建設理論研究相對薄弱。

  基于對文獻梳理與分析,本文希望在信用城市建設中的誠信體系、信用監測體系以及理論基礎的探討方面有所突破。

  二、當前信用城市建設面臨的問題

  (一)關于信用城市建設的邊界問題

  信用城市建設要有一個明確的邊界劃分,處理好在信用城市建設過程中有為與無為的關系。第一,建設的主體需要明確。目前各個城市在創建信用城市時都非常重視企業和個人主體的信用建設,卻忽視了政府主體的信用建設。但是政府信用在社會信用體系中具有引領性,尤其是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初級階段,應該更加重視政府信用建設。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語》中就提出了“打造‘信用浙江’,就要進一步強化政府信用,提升企業信用,建立社會信用”[12]的觀點,足見政府信用在區域信用體系建設中的重要性。第二,建設的內容需要明確。信用城市建設的內容主要包括了信用信息體系、法律法規體系、信用市場體系、信用文化體系及信用教育與人才體系等方面,涉及面廣、參與方多。但是信用城市的建設并非包羅萬象、法力無邊,也不是所有城市建設中遇到的問題都可以通過信用體系來解決。第三,建設的重點要明確。在信用城市的建設中,參與度最廣、受益面最大的就是城市市民,而每個城市市民的文化涵養、道德素質也都將極大地影響城市信用水平,因此必須要把誠信的思想道德體系作為建設的重點。這既符合信用的理論邏輯關系,也契合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

  (二)關于信用城市建設的法律依據問題

  目前我國信用城市建設中遇到的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法律依據不足。首先,在信用城市建設過程中諸如信用信息和信用主體隱私的界限、信用信息的歸屬等問題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解釋,這就為信用信息的公開、使用、交易等環節帶來很多潛在的法律風險。其次,政府部門在行政過程中帶頭使用各類信用產品,進而全面帶動全社會使用信用產品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在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有些法律法規并沒有與時俱進,使政府部門在行政過程中缺乏使用信用產品的法律法規依據。再次,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迅猛發展帶來的對海量信用信息的監管、對新技術帶來的信息安全問題的監控、對創新應用場景的監測等新事物新情況,都需要有新的法律法規來規范。

  (三)關于信用城市建設的協同問題

  目前我國的信用城市建設主要通過“信用城市建設領導小組”的組織體系來推進。該體系一般由副市長擔任領導小組組長,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作為責任落實部門、政府其他部門作為成員單位的聯席會議制度形式。這樣的組織體系模式在信用城市的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信用城市建設中涉及面廣、程序復雜,特別是在信用城市建設的重點領域,即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誠信體系建設中,其發揮作用有限。

  (四)關于信用城市建設的市場問題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核心在于應用,只有市場應用才有價值,才能得到全社會重視。尤其是在發達的經濟體系中,信用服務如同潤滑劑一樣,能夠保障經濟體系高效有序運轉。

  目前我國各個城市的信用應用出現了一頭熱一頭冷的現象,一方面政府盡其所能帶頭使用,甚至行政干預市場使用,而另一方面市場內生的信用需求卻少之又少,與社會經濟發展極不對稱。從信用市場供需的角度來分析,信用的需求方主要來自授信方(商業銀行、賒銷商戶企業),有著現實的信用市場需求,但出于風險自擔的原則,很多需求方更多的是選擇信任自己,內部完成信用服務業務。而信用的供給方(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由于技術、數據資源、資本投入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限制了供給方向市場提供高質量的信用產品。這是造成當前市場上信用供需矛盾的主要原因。

  三、信用城市建設的路徑研究

  (一)推進信用城市的組織體系建設,突出黨對信用工作的領導

  1. 突出一體化格局,強化組織體系建設

  當前我國的信用體系建設采用中國人民銀行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雙牽頭制度,由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推進的金融領域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相對獨立,為維護我國的金融安全及協同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負責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工作,在各級政府的努力下成效顯著、各放異彩。

  信用城市建設是一項極為復雜的工程,涉及面廣、參與主體廣泛、影響深入。但是當前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處于初級階段,帶有較強的行政區域色彩,更需要政府行政的力量強力推動。雖然地方政府通過“信用城市建設領導小組”協同政府各部門在聯席會議制度下開展各種形式的合作,但時常受部門利益沖突和本位主義思想的影響,加之缺乏行政監督與推動,很難有整體的統籌與決策。因而當前信用城市建設的首要任務是解決領導力問題。

  鑒于當前“信用城市建設領導小組”運行模式的可操作性,為了突出以誠信為核心的思想道德建設,強化政府部門的協同性,應當設立信用城市建設委員會,由市委統一領導。其主要職能是對所在城市區域內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進行統籌規劃、決策部署;加強以誠信為核心的思想道德體系建設;加強對信用建設工作的督促與考核。原有的“信用城市建設領導小組”成為信用城市建設委員會的下設機構,負責信用體系建設具體工作的實施與推動。

  2. 突出黨對信用城市建設工作的領導,強化誠信體系建設

  信用城市是以誠信的思想道德為基礎、以完善的制度約束為保障、以經濟交易為目的的復雜系統,為此,要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充分發揮黨管意識形態、黨管思想宣傳的優勢,把黨的領導始終貫穿城市誠信體系建設的全過程。第一,提高政治站位。黨的十八大報告把誠信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并踐行;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將誠信作為重要的建設內容。信用城市建設委員會要在市委的領導下,切實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思想道德建設的部署來謀劃推進城市誠信體系建設,讓城市不僅成為經濟建設的重地,更應成為思想建設的高地。第二,提升文化影響。由古至今在中國無論是浙商還是徽商或是其他各地商人都無比注重誠信經營,形成的商文化也影響著歷代為民、為官、為商的基本準則。誠信體系建設既要挖掘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也要宣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而形成城市特有的誠信文化影響力,讓誠信成為引領民眾自律、提升道德素養的重要途徑,從而為建立一個真實、有效、完整的社會信用體系而服務。第三,提升城市競爭力。誠信不僅具有文化的力量,在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更具有競爭的能力與實力。這也就不難理解無論是營商環境的評價,還是文明城市的評選以及信用城市的排名,甚至城市幸福指數的發布,都將誠信作為一個重要的評價維度。正是誠信對于一座城市精神和經濟的支撐作用,才引起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

  (二)推動信用城市的制度體系建設,突出完善聯合獎懲機制措施

  在社會信用制度體系中,信用聯合獎懲對于約束信用主體行為、倡導社會正能量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初級階段的重要內容。地方政府要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關于印發首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范城市名單的通知》及《關于建立完善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制度加快推進社會誠信建設的指導意見》的指導下,扎實推進聯合獎懲信用制度的落實。

  1. 拓展信用聯合獎懲的寬度

  目前各城市對于實施信用聯合獎懲機制還處于探索階段,信用聯合懲戒的實施范圍也比較有限。要充分發揮信用聯合懲戒機制的效用,就要突破關鍵領域及關鍵人物,達到以點帶面的效果。第一,要積極推進在金融領域采用信用聯合懲戒機制,以信貸投放額和信貸利率作為杠桿工具,引導信貸資金流向信用良好的主體。第二,要積極探索通過減免稅、轉移支付等財稅政策手段,來實施信用聯合獎懲。第三,要深入研究中高級管理人員人為主觀因素對企業失信行為的影響作用,推進企業信用聯合懲戒與法定代表人或高級管理人員的信用掛鉤制度。

  2. 提高信用聯合獎懲的精度

  目前全國各地都存在執行信用聯合獎懲制度不規范等突出問題。國家發布的信用聯合獎懲辦法,到了基層沒有具體的實施細則,使信用聯合獎懲難以落地。這就需要國家相關部委指導并督導基層出臺本部門、本行業的信用聯合獎懲實施細則,同時也需要“信用城市領導小組”積極作為,并協同地方政府部門,結合本地區、本部門、本行業的實際情況,完善信用聯合獎懲的實施細則,并督促細則的具體實施。在信用聯合獎懲實施細則的制定過程中,對于涉及法規制度修訂與完善的,也要盡早提請當地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3. 挖掘信用聯合獎懲的深度

  實施信用聯合獎懲的主要依據是紅黑名單制度,紅黑名單反映的是信用的結果而非主體信用變化的過程。因此,要深入推進信用聯合獎懲和分類分級監管,就必須建立科學的企業信用綜合評價體系。第一,企業信用綜合評價體系要因時因事因部門而變化。信用聯合獎懲所依據的企業信用綜合評價體系并非唯一的和一成不變的,而是不同的政府監管部門根據自身監管的需要、信用環境的變化以及行業特色等因素構建不同的評價體系,以適應本部門對信用聯合獎懲與分類監管的需求。第二,企業信用綜合評價體系的信用信息要綜合全面。企業信用綜合評價結果是政府部門依法行政的重要依據,但是評價體系不能僅限于本部門的信用信息,要充分依托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安、工商、環保、稅務等部門的公共信用信息,并進一步利用企業信用檔案、信用指數、信用預警、信用報告等信用產品,不斷豐富企業信用綜合評價體系的信息來源,才有利于達到推進信用聯合懲戒的目的。第三,企業信用綜合評價的結果只限于政府部門監管使用。因此為了加強評價的嚴肅性與公正性,同時減少企業額外的負擔,企業信用綜合評價工作應由政府監管部門完成。

  4. 激發信用聯合獎懲的廣度

  信用聯合獎懲要提升影響力,就不能只限于政府層面的推進,而應該積極面向整個社會,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參與。政府相關部門應該聯合社會力量在更多的應用場景開展信用聯合獎懲,以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比如早在2016年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與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將第三方信用評價芝麻信用納入征信體系,用以懲治長期外逃的失信被執行人,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案例。未來,政府還可以更多利用第三方機構的新技術新手段新場景,在信用聯合懲戒中達到更好的效果。

  (三)推行信用城市的監測體系建設,突出引領信用發展

  1. 當前信用城市監測評價的現狀

  實施信用城市監測評價,是客觀反映和科學評估各城市信用建設水平和成效的有力抓手。2015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組織國家信息中心中經網對城市信用狀況進行大數據監測,通過構建指標體系和評價模型,對全國659個城市的信用狀況進行評價和排名。第一,從監測內容來看,主要體現的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各地政府部門完成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的考核評價,并不能客觀反映一個城市的綜合信用水平和信用能力。第二,從監測的導向性來看,中經網對全國各個城市的信用監測只有一個標準,并沒有考慮到全國各地信用體系建設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第三,從監測指標來看,中經網的監測體系目前只有5個一級指標17個二級指標,監測的維度十分有限。但社會信用體系是一項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系統性工程,需要各行各業、各個領域、各類主體廣泛參與,這樣的監測結果才更有價值。第四,從監測數據來源來看,主要來源于媒體網站公開數據以及各地市上報“信用中國”的數據,數據的維度和深度十分有限。而地方信用平臺歸集的大量公共信用數據在信用城市監測中也沒有得到充分挖掘和使用。

  2. 構建區域一體化的信用城市建設監測體系,彰顯城市信用建設特色

  第一,區域一體化的信用城市建設監測是以更務實的態度推進信用體系建設。中國地域遼闊,社會經濟發展的差異性較大,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市的信用體系建設,因此不能用同一個標準來衡量中國各城市的信用體系建設成果。比如在長三角區域各城市經濟實力雄厚、文化底蘊深厚、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基礎扎實,信用城市建設監測就要突出市場應用、信用創新等更高的標準指引,以推動長三角區域信用體系建設的高質量發展。而中西部地區各城市經濟相對落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基礎差,信用城市建設監測更應該注重信用信息、信用制度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第二,區域一體化的信用監測是從發展的視角推進信用體系建設。區域一體化信用城市監測要從信用發展的視角著眼來構建監測體系,首先就要加強對信用主體的監測,這有利于地方政府通過對重點行業重點人群信用風險監測達到對經濟形勢的監控,特別是對地方性的信用風險監控。其次是加強對信用市場發展的監測,督促地方政府補齊信用建設的短板。再次是在監測的過程中拓展監測的信息來源,加大對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應用帶來的信用信息的使用,讓監測更加深入。

  (四)推廣信用城市的產品體系建設,突出政府驅動

  1. 進一步加強政府在依法行政中對于信用產品(結果)的使用

  信用產業市場的繁榮,既是信用城市建設的標志性成果,也是推進信用城市建設的手段。當前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處于初級階段,信用市場的發展不能僅依靠市場機制的調節,更需要政府采用行政手段給予強有力的支持。

  (1)地方政府在重點領域進行監管,強制使用信用產品。在招投標、政府采購等重點領域,由于合同金額較大、招標部門權限過于集中、合同實施過程難以監管等諸多因素,導致這些領域較為普遍存在著企業誠信意識薄弱、違規違法現象比較突出的情況,也給國家的反腐敗工作帶來了難度。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地方政府對這些領域內的交易制度進行設計,通過行政手段強制推進信用產品(結果)的使用,并把信用產品(結果)作為市場準入、生產經營、分類分級監管、交易等環節的重要依據進行陽光管理,從而推進相關行業、產業的健康發展,也為信用體系建設做出表率。

  (2)地方政府在關鍵領域加強監管,強調使用信用產品。食品藥品安全、環境保護、產品質量、醫療衛生、教育科研等關鍵領域關系到民生,特別會引起民眾的關注。地方政府要深化在行政管理事項中使用市場主體的信用記錄,建立完整的企業和高管人員信用檔案;制定嚴謹的“不良行為記錄”和“紅黑名單”管理辦法;建立科學的量化評價體系等信用管理的措施和手段,切實推進分級分類監管,以約束規范關鍵領域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

  (3)地方政府在數字經濟領域加強管理,促進數字經濟與信用的融合。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快速發展。數字經濟本質上還是虛擬經濟業態,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是信用。而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更需要數字經濟產業的技術支撐,信用建設與數字經濟發展兩者關系日趨緊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基礎是海量信用信息的收集、整理、加工、應用等環節,需要數字經濟產業提供技術支撐,同時數字經濟產業在信用應用場景的搭建、信用產品的創新、信用機制的探索及信用信息多元化等方面都極大促進了信用體系建設;數字經濟產業的虛擬性,更需要構建信用信息傳遞、信用認證、信用產品提供、失信懲戒等機制來完善產業生態環境,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未來兩者之間高度融合,從而推動市場經濟發展,更好地增進社會福祉。

  2. 進一步激發市場對于信用產品(結果)的需求

  在歐美信用發達國家,不僅重視金融領域的信用建設,同樣重視商業領域的信用建設。商業信用(賒銷賒購)從本質上來說與金融領域的信用(借貸)是一樣的,特別是目前我國商業信用交易的比例不斷增高,積聚的風險也越來越大,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第一,明確商務領域信用交易管理的監管部門。在我國,金融領域的信用風險管理不僅有明確的監管部門還有完善的制度法律體系。雖然商業信用本質與金融信用是一樣的,但相對于金融信用風險,商業信用風險更難以監控,容易在行業產業積聚形成系統性風險,正因如此在美國專門有對商業領域進行信用監管的聯邦貿易委員會。目前在我國政府機構設置中,合同管理的職責在市場監督局,貿易交易監管在商務局,但是對于商業信用交易監管(賒銷賒購)的監管職責不夠明確,從而相應的信用交易的規則制度也不完善。第二,加強商務信用信息管理,推進信用聯合獎懲的實施。地方政府要依托于商品交易市場、產業園區、自貿區等貿易積聚的區域構建商務信用信息平臺,加大力度采集企業的生產經營、交易等信用信息,同時與工商行政機構、稅務、法院、金融機構等有關部門的信息進行整合,為商業信用交易服務。政府部門要充分利用分級分類監管、信用聯合獎懲甚至法律手段,制約商業交易中的違約違法行為,進一步凈化商業信用市場環境。第三,大力推動商務領域信用服務行業發展,為商務信用交易服務。地方政府應該在商務領域信用體系建設的初級階段、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實力普遍較弱的情況下,采取財政補貼、減免稅收等多種手段,扶持發展壯大商業保理、商賬追收、商務征信、信用評級、信用保險、信用擔保等第三方商務信用產業,為企業開展商務信用交易、貿易融資擔保及應收賬款管理等業務提供優質服務。

  (五)推動信用城市的要素體系建設,突出政產學研聯動

  大數據及AI技術跨越式發展與新應用場景的創新正深刻影響著整個社會生活,人們在享受大數據與AI技術帶來便利的同時,個人隱私、知識創造者權益及國家主體地位等問題顯得越來越突出。技術發展和信息保護不是一個零和博弈,可以通過新機制、新模式達到互贏互利,最終實現社會價值最大化,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目標高度適配。

  1. 創新模式,搭建社會化的信用數據融合平臺

  當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過程中遇到的瓶頸是巨量的信用信息得不到有效的共享,無論是出于信息安全、利益分配還是隱私保護考慮,信用信息的管理方(政府部門、第三方機構)都是對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而與之相對應的無論是商業銀行風險管理,還是商業化的信用交易管理,或是第三方信用服務機構的產品創新與開發,都急需豐富和完善的信用信息。鑒于政府部門擁有的信用信息數量優勢以及特有的公信力,應當由政府部門牽頭組建社會化的信用數據融合平臺。信用數據融合平臺以新技術(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容器技術等)確保信息的安全性,以新機制(數字契約)確保參與方的責任與利益,以新管理(社會化管理)確保資源、資本與人才技術的融合。

  2. 創新技術,確保信用信息的安全性

  (1)以區塊鏈技術解決合法、合規、合理使用數據的問題。服務提供方、用戶、數據提供方、政府/行業監管部門、應用平臺提供方等各方依據“數字契約”履行業務和享有權益;借助于區塊鏈特性將個人和政府監管部門的意志穿透第三方平臺,同時降低第三方的合規風險,為數據融合提供可信賴的依據。

  (2)以容器技術解決數據安全、經濟性和可靠性等融合問題。數據融合要做到有效隔離、按需使用、逐筆審核、即融即焚;容器化融合客觀上促成數據資源、融合模型以及應用的社會化分工,更加便于融合價值創造。

  (3)以智能協同網絡技術解決數據與容器之間、容器與應用之間的聯動問題。采用智能協同網絡,簡化相關接入節點技術要求,增強系統可靠性、安全性以及隱私保護性。協同網絡是解決網絡、業務規則復雜性和安全性等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受控與智能是協同網絡的基本要求,受控體現在協同網絡相關操作必須要有明確的基于共識的依據,相關參與方有手段和意愿阻斷非共識依據的協同操作;智能性體現在協同網絡依據需求和關聯節點實際情況優化選取并定制合約路徑,處理異常情況。

  3. 創新管理,提升信用服務的價值

  首先,社會化的信用數據融合平臺不僅融合的是信用信息,更融合的是各方的利益、價值以及目標。通過創新技術,讓這種融合的關系更加穩定,特別是在當前信息安全的大環境下,確保最大程度滿足社會各方需求。其次,將社會化的信用數據融合平臺納入監管,不但能夠及時發現信息融合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個體問題,也能盡早發現系統性的風險,并能在第一時間阻斷。再次,將社會化的信用數據融合平臺與城市數字大腦集成,能夠使技術、信用管理與城市治理有機結合起來,同時也在為產業的發展賦能。

  (六)推進信用城市的青年信用體系建設,突出基礎建設

  在我國城市化的進程中,城市越來越成為青年人安家立業的首選地,城市也聚集了越來越多的青年人。青年信用體系不僅影響著青年人的信用,也影響著城市信用建設的未來。因此,信用城市的建設一定要把青年信用體系擺在重要的位置。

  (1)強化基礎。城市青年信用體系要銜接《青年信用體系建設規劃(2016—2020年)》,充分發揮團委的作用,加強在信用信息數據庫、信用懲戒與獎勵機制、青年信用應用與服務等方面的建設。城市青年信用體系要對接《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既要突出青年人的特點,也要保持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連續性和一貫性。

  (2)突出行業。當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金融、數字經濟、跨境貿易等行業中,以青年從業者居多。因而這些行業信用建設主體就不能僅局限于企業,而是結合到個人,特別是青年人,以行業信用建設帶動青年信用體系建設。

  (3)提升“雙創”。“雙創”不僅是國家戰略,更是引領我國發展的主旋律,而“雙創”的主力軍是青年人。信用城市的建設要把信用植入“雙創”,既是為城市的“雙創”提供保障,也是為其提供服務。

  (4)關注校園。校園是青年信用體系建設的主戰場,也是青年人價值觀形成的主陣地。學校要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課程體系,培養青年學生的誠信思想;學校要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培養學生的誠信觀念;學校要完善校園的信用獎懲機制,培養學生的誠信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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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處:樓裕勝.信用城市建設路徑研究[J].征信,2020,38(05):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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