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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民主制度的困境與階級本質

時間:2019-10-22 來源: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作者:王宗禮,姜寶蓮 本文字數:11631字

  摘    要: 近年來, 西方式民主在實踐中出現的一系列困境意味著它正在從“民主神壇”上跌落下來, 也表明西方式民主僅僅是適應西方社會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反映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的政治制度安排, 并不具有普適性。對西方國家而言, 西方式民主雖然出現了現實困境, 但其本身也處在不斷調適之中, 仍然有較強的適應性。要認清西方式民主的片面性、虛偽性和不徹底性, 絕不照抄照搬西方式民主模式,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關鍵詞: 西方式民主; 國家治理能力弱化; 選舉機制失靈; 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emerge in the practice of Western democracy which not only means that Western democracy is falling from the altar of democracy, but also shows that Western democracy is only a political system adapting to Western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s well 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flecting the rights and requirements of capitalist class, hence it is of no universality. For Western countries, despite the emergence of realistic difficulties, the Western democracy itself is in the constant adjustment and has strong adaptability. To recognize the one-sidedness, hypocrisy and incompleteness, we can't copy the patterns of Western democracy, but should adhere to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 Western democracy; weakening of governance capacity; failure of the election mechanism;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西方式民主即資產階級民主,是以代議制為根本制度架構,以普選制、議會制、政黨制為基本支柱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人類歷史發展長河中,資產階級民主制取代封建專制制度,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但資產階級思想家、政治家卻夸大了西方式民主的價值和功能,以至于“冷戰”結束以后,福山便宣稱“人類歷史終結”,西方式自由民主制自此登上“民主神壇”。如今,自詡為民主標桿的西方式民主卻陷入了多重困境,無論是在西方老牌發達國家的民主鞏固過程抑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中,都出現了一系列問題,西方式民主正在從“民主神壇”跌落下來。分析和研究這一現象,對于我們進一步認清西方式民主的本質,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一、西方式民主的現實困境

  蘇聯解體以后,西方理論家和政治家普遍認為,西方式民主已經贏得了歷史性的勝利,已經為整個人類展示了一條普適性的政治發展道路。但正當西方理論家和政治家陶醉于自己的一廂情愿之中時,西方式民主卻在西方國家和一些奉行西方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遭遇了困境。“拉里·戴蒙德的統計數據顯示,2000—2015年間,民主制度在27個國家失靈,當代世界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成熟民主國家已變得愈發功能失調。”[1]經濟學人2016年發布的報告中提出“全球民主進入了令人焦慮的時代。”[2]實際上,西方式民主遭遇的困境并不是暫時的功能性失調,它是整個西方式民主內在矛盾的外在表現,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整體危機的一個組成部分。

  (一) 國家治理能力弱化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老牌發達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陷入一種整體性危機,而他們在應對危機時普遍反應較遲緩,措施乏力,這進一步暴露了西方式民主導致國家治理能力弱化的問題。正如福山所提出:美國政府的問題在于“相對于國家能力,美國有太多的法律和‘民主’。”[3]429盡管西方式民主國家內部情況各有差異,但卻普遍存在國家治理能力弱化的現象,這些現象涉及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方面,從而驗證了西方式民主所具有的內生性缺陷。
 

西方國家民主制度的困境與階級本質
 

  經濟發展總體乏力,經濟復蘇遲緩。當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且存在增長不均衡、不充分等問題,因此,全球經濟展望令人擔憂,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導致這些問題的很重要的原因是“發達經濟體近十年 (2008年到2018年) 的平均GDP增長率,遠遠低于30年 (1980年到2007年) 平均GDP增長率,且未來總體的增長仍會低于以往水平。”[4]

  民主政治亂象頻現。在西方民主國家內部,政治右翼化和民粹主義已經給整個國家造成嚴重困擾。2016年英國全民公投“脫歐”和特朗普當選事件已經表明這些國家的民粹化趨勢明顯。經濟危機導致疑歐情緒一直彌漫在英國上空,經濟問題催生了民眾對當局政府的不滿,進而演化為政治分裂,最終導致英國“脫歐”事件的發生,整個事件過程彰顯了政府的無能和民主的無力。

  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目前,憤怒、仇恨、不安、焦慮等各種情緒困擾著整個西方社會,一些民眾通過暴力襲擊、恐怖事件等形式宣泄這些情緒,給整個社會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后果。從倫敦騷亂、挪威爆炸槍擊事件到法國“黃背心”運動,從“黑人的命也是命”“占領華爾街”到“民主之春”,這些事件充分證明民眾的憤懣情緒已經到了接近失控的程度,民眾對社會和政治的認同受到了極大的侵蝕,最終導致社會撕裂的風險不斷加大。

  (二) 不平等狀況加劇

  西方式代議制民主運行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包括平等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代議制民主設計的初衷也是希望政治上的競爭可以促進社會的公平與正義。而權利平等的真正實現,依賴于公民在國家中的經濟地位和社會處境,因為這直接決定了公民行使這些權利的能力。而當下,有大量數據佐證歐美國家經濟社會不平等狀況正在加劇。

  收入分配方面: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國“在1979年,上層0.1%群體的平均收入 (包括資本收益) ‘只是’底層90%群體的平均收入的50多倍,但到了2010年,這一比率卻變成了164倍”,從實際稅后家庭收入角度分析,1979-2007年間,美國“底層90%收入者的所得僅僅相當于上層0.1%群體所得的1/4。”[5]265-267在美國,1%最富有的人早已將窮人和中產階級拋在身后,美國財富與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遠超其他發達國家,并且最富有的人總是享有極大的收入控制權。[6]244-247當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不僅局限于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存在收入差距懸殊的現象。

  在財富占有方面:以“向貧困宣戰”為主題的《世界銀行發展報告 (2000/2001) 》中顯示:“市場化改革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由于這一增長并沒有能夠惠及窮人,這一改革的成就被大打折扣。”[7]1-2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國在財富分配方面比收入分配更為不平等,2007年美國“上層1%人群控制了大約35%的財富。”[5]265與社會上層1%攫取和控制著大量國家財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處于社會底層群體生活的艱難。斯蒂格利茨分析大量數據后得出結論:美國的貧困差距達到了37%,西班牙達到40%,墨西哥達到38.5%,韓國達到36.6%。[5]15

  由此可見,歐美國家正在擴大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會極大地削弱公民真正平等行使權利的能力,使得權利平等徒有形式而乏內容。同時,經濟與社會不平等問題歷來是社會危機的根源,更是政治沖突的核心。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如果不采取措施,“2053年的美國與2013年的美國相比將是一個更加分裂的社會。”[5]17而西方資本邏輯的野蠻生長,使得西方國家在面對這些問題時顯得束手無策。

  (三) 選舉機制失靈

  自熊彼特的“精英主義”民主理論誕生以來,民主便逐步被簡化為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的代議制民主,并進一步化約為選舉民主。選舉民主意味著只有經由全面普選產生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也才有助于實現諸多良好治理目標。然而,伴隨西方式民主運行失常的事實,學術界對西方選舉機制進行反思性研究表明,這種制度存在諸多弊端。

  從選民的角度分析,處于理性無知和理性偏見狀態的選民,很難選出足夠多的賢能治理者。布倫南近期研究成果顯示,對于追求自利的選民來說,保持一種無知和充滿偏見的狀態是完全符合他們的理性的,而要期望這樣的選民選出稱職的代表顯然是不現實的。[8]同時,世界各國的平均投票率整體呈下降趨勢,其中美國合格公民投票率之低更是揚名海外。2004年美國政治學會特別報告顯示,只有一半的人參與了總統選舉;且參與總統選舉的選民甚至也越來越來自占據最有利地位的美國人。[6]251在西方式代議制民主下,投票是大多數公民參與政治和行使權利的主要形式,當大多數人尤其低收入者游離在選舉機制之外,他們無法確保自己各項權利的真正實現。

  從代表的角度分析,西方選舉機制很難保證能夠選出充分回應人民利益訴求、對人民負責的代表。“代表不能代表民意,成為代議民主揮之不去的困境。”[9]如在英國“脫歐”問題上,70%的國會議員支持留歐,但是,在最終的全民公投當中,卻有51.9%的公民主張脫歐,只有48.1%的公民主張留歐。在西方代議制民主下,選民選出代表就是為了代表民意,當代表已不能代表民意時,他們存在的意義何在?更為嚴重的是,因選民缺乏對代表的有效監督,利益集團會乘機俘獲政治。有學者指出,代表與民主聯姻并不穩定,代議制民主已經成為“人民自治的替代”[6]83。

  從行政決策的角度分析,西方選舉機制難以保證政治精英們會把國家利益和公眾利益置于決策首位。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的西方式民主,越來越異化為精英政治。選民希望所選代表或領袖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訴求,而在政治實踐中,這些政治精英們往往把民主打造成了他們私人利益的戰場,資產階級用代議制民主取代了封建專制統治的同時,卻也為精英們構造了天堂。

  (四) 西方式民主制度輸出失敗

  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輸出由來已久,主要是指美國等西方國家以強大的軟實力和硬實力為其后盾,以資產階級民主價值觀和民主制度為標準左右他國政治發展進程,力圖在全球推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行為。而整個過程無視非西方國家在歷史、文化、經濟、政治發展等方面的獨特境遇,卻盲目高呼西方式民主制度具有“普世光環”,其結果必然導致南橘北枳,事實也證明西方式民主制在中東、中亞、非洲和大部分拉美國家明顯水土不服,甚至成為當今世界的亂源。如在非洲和很多南美國家出現的“無效民主”,烏克蘭、敘利亞和伊拉克等淪為“失敗國家”,通過策動“顏色革命”而給這些國家和地區帶來了政權更迭、社會動蕩等。以墨西哥為例,曾以每年6%—7%的經濟增長速度創造了矚目的“墨西哥奇跡”,到1980年躋身到中度發達國家之中。而眼下,墨西哥卻與“暴力政治”“毒品猖獗”相連,使得墨西哥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之一。究其原因,便是墨西哥政府以新自由主義政策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所帶來的一系列惡性循環。羅伯特·D·卡普特猛烈地抨擊美國在冷戰后對外輸出的民主,用繁榮而獨裁的新加坡與哥倫比亞、盧旺達及南非等血腥的民主國家相比,認為美國把民主輸出到根本不會成功的地方。[10]340

  當今國際祈盼和平與發展,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所推行的民主制度輸出行徑,已成為引起國際局部動蕩的禍根之一,甚至會阻礙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的進程。眾多事實證明,具有普世光環的“好制度”并沒有那么美好。

  二、資本邏輯與民主本質的異化

  事實上,對民主的質疑和批判幾乎和民主制的歷史一樣古老。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就曾對雅典由平民直接統治的直接民主制進行了批判,認為這一制度違反了城邦正義和個人正義的理念,造成城邦秩序和個人靈魂秩序的混亂。即便是到了資產階級民主在西方國家一路凱歌行進之時,對西方式民主的質疑和批判也一直不絕于耳。從形形色色對西方式民主的批判和質疑中,我們可以看出,以往的各種批判都是針對民主本身的結構和制度設計的,而只有馬克思主義深入到了民主背后的經濟基礎,揭示了西方式民主的階級本質,認清了西方式民主對民主本質的異化。

  馬克思主義認為,民主是一種國家制度,是一種國家形態。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實際上它規定了人民與國家政權之間的相互關系,即人民是國家政權的主體,它體現了人民主權和人民在政治生活中主體地位,其本質是人民當家做主。但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它是受產生它的經濟基礎決定的,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而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由于資產階級國家制度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基礎之上的,所以決定了資產階級民主必然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正如恩格斯說:“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11]188-189馬克思主義對西方式民主本質的深刻揭示,對人們認識當代西方式民主的困境指明了方向。

  近年來,隨著西方老牌民主國家深陷經濟和政治危機的泥潭,在逐步興起的對西方式民主的反思熱潮中,眾多西方學者重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對市場與民主之間的悖論關系進行了深刻的解剖。美國學者理查德·波斯納在《資本主義民主的危機》中,運用經濟學理論深入分析了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認為資本主義民主在面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后果時,不僅無法抵制反而成了這場危機的一部分,這不僅顯示出政府放松金融監管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危險性,更暴露了美國政治結構內在的低效、分裂與沖突。所以,這不僅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更是一場資本主義民主的危機。這內在的反映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制的深層次悖論。塞繆爾·鮑爾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從資本主義強調財產權和民主強調個人權的角度出發,論述了資本和民主本質上的不兼容性,進而指出“如果個人權利和財產權不形成一個和諧的統一體,并且如果每一類權利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都遵循擴張的邏輯,那么為什么各種沖突的力量并沒有簡單地引起體系的崩潰?”他們的回答是這“依賴于一系列歷史性的特定制度的調整”,并列舉了歐洲和北美歷史上存在的四種模式,即洛克實踐、杰斐遜觀點、麥迪遜策略和凱恩斯模式。[12]45-46在評價凱恩斯調整時兩位學者指出:“歸根結底,凱恩斯調整只在權利爭斗之中提供暫時的喘息,……它根本沒有動手去消除經濟特權和民主權利之間的基礎性的矛盾,后者已經構成了有關社會沖突和團結的五花八門的偏見,而這種沖突在新自由主義民主資本主義國家中持續擴張了兩個多世紀。”[12]82-83蔡美兒同樣總結到“先驅的西方政治家、政治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早就意識到了市場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這種深刻的緊張狀態。一般認為,市場會將大量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里,而民主將權力賦予勞苦大眾,從而不可避免地導致猝發性的剝奪和充公行為。”[10]247

  市場與民主之間的矛盾是西方式民主制的基因缺陷之一,折射在民主運行的實踐中便是資本對民主的掌控、利益集團對政治的俘獲。在西方社會,資產階級的利益起著支配作用,而廣大民眾的利益則被弱化甚至忽視,這已經成為整個西方社會不可否認的事實。戴維·施韋卡特在《反對資本主義》一書中列舉了金錢控制民主程序的七條渠道后指出,這些方法足以保證資本對民主的全面控制與侵蝕。資本對民主的控制首先體現在資本邏輯的運演促使利益成為整個社會共同的目標,資本成為一切權力的權力。為了更好地實現增殖,資本俘獲了政客、政黨和政府,使之成為自己的奴隸,最終導致“西式民主市場化”“政治私有化”。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因為擁有資本而成為民主的享有者,而廣大民眾卻因缺乏資本而與民主無緣。正如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指出的那樣,“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實質內容,而落入市場的股掌之中”[1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1%所有,1%治理,1%享有》的文章中同樣猛烈抨擊了利益集團和金融寡頭對美國全方位的控制。

  在民主運行的實踐中,資本對民主侵蝕還表現為對選舉的掌控。斯蒂格利茨指出“越來越多的情況 (尤其在美國) 中政治體制似乎更傾向于‘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5]序言XIV。數據統計顯示,“1968年總統選舉中,尼克松和漢弗萊兩個陣營競選費用總額為2 600萬美元,到1996年,據‘公職競選’ (Public Campaign) 組織的估計,當年所有聯邦職位競選的總開支為21億美元”[14],而2016年美國大選 (包括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 以高達約69億美元的競選支出創歷史紀錄。總統競選顯然已成為富人之間的游戲。高額的競選支出使參選者不得不依仗利益集團,政治獻金的合法化則為利益集團左右選舉,進而影響國家政策,為本階層攫取利益提供了有效渠道。據披露,2007至2012年期間,在政治方面最為活躍的200家美國企業的政治花費 (用于聯邦游說和競選捐款) 與回報的比率高達1:760。[15]由此可以看出,政府與金融財團、金融寡頭因利益而捆綁在一起,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其必然要索求回報,特殊利益集團與民選政府成了名副其實的委托代理關系。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資產階級建立國家權力就是為了保衛自己的財產關系。”[16]331因此,作為上層建筑的民主必將受制于作為經濟基礎的資本,資本邏輯也就成為導致西方式民主走向沒落的最根本的因素。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民主的本質屬性是“人民的統治”,資本主義的本質屬性是生產資料私有制。所以,當公民權與財產權發生沖突時,公民權會屈從于財產權,民主會離開公民而淪為市場的仆人。恩格斯就曾指出,現代國家“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17]666這既是資本主義民主的特征,同時也是它的困境所在。

  三、個人主義文化基因與民主運行的沖突

  西方式民主深深植根于西方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中。個人主義價值觀是西方文化的內核,特別是自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以來,個人主義更是成為西方國家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個人主義是一種以個人為中心來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價值觀,其強調個人自由、人人平等、個人權利至上。它既是西方式民主賴以生長的文化基因,又成了造成西方式民主現實困境的基因缺陷。

  民主的核心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就平等這一政治術語而言,它包括根本平等、形式平等、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作為倫理價值的根本平等和作為權力及資格的形式平等已被廣泛認可,但是,針對具有不同稟賦的人的機會平等和事關社會收益的結果平等的爭論仍在繼續,這種矛盾和爭論就隱含在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基因之中。

  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是自然權利學說,核心理念是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自由主義者普遍認為,社會平等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因為它平等地對待在能力、天賦和智力等方面不平等的人,本身就是對個人自由的損害;同時,結果的平等往往只有通過國家干預才能實現,這可能會導致“大政府”的產生;并且二者相互強化之結果是所謂的“多數暴政”的誕生,從而徹底埋葬個人自由。自由主義是在歐洲近代早期資產階級反抗專制統治的斗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要求抵制國家權力對私人事務的侵害和干預,認為政府本身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只不過是人們為保護自己的自由和權力而人為創造的工具,因此主張限制政府權力的范圍和行使的邊界。當資產階級成功推翻專制統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后,便將自由置于政治價值的首位,馬克思在《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中就曾指出,“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一個人在另一個人面前享有的自由。這是資本所享有的壓榨工人的自由。”[18]373而對于日后才逐步發展起來的以平等為核心理念的民主來說,無疑是被嵌入到了自由主義的框架之中,受到諸多限制和束縛,其目的便是以約束民主來保障自由。這充分說明,資本主義的自由只是資本的自由,也注定了資本主義的平等是虛假的平等,自由與平等之間內在的矛盾與張力,注定了西方式民主是具有片面性、虛偽性和不徹底性的民主。

  西方式民主制度設計的初衷在于保障公民個人自由,為此就必須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而要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據此,西方式民主設計出了以“三權分立”制度為核心的復雜的權力制衡機制,并把它作為西方式民主的主要法寶,而如今卻問題重重,制衡制度導致的決策困難和“黨派之爭”引發的利益對抗已經成為西方式民主難以治療的頑疾。

  制衡制度導致決策困難。近代分權奠基人洛克的理論經孟德斯鳩完善之后通過美國的憲法設計首次變成實踐。著名丹麥學者莫恩斯·赫爾曼·漢森認為,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仍是現代代議制民主架構的基石,但需注意的是,在民主實踐中這一學說已經被大大的修正了,所以,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已“成為理解現代民主結構的障礙而非助力”,“職能細分成立法、行政與司法,這在理論上是清晰的,但在實踐中卻不起作用。”[19]著名學者福山在《美國政治制度的衰敗》一文中也指出,美國的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的權力過大而導致行政權力受損,由此引發政府能力上的“既不連貫又效率低下”,甚至認為目前美國政府的問題根源于政府與約束政府的各個機構之間出現了結構性失衡。[20]制衡制度導致決策低效化已深深地困擾西方民主國家,如美國因預算撥款案無法獲得國會批準,政府因沒錢可花而面臨的“政府關門危機”;奧巴馬競選總統時對修建高鐵信誓旦旦,而執政八年卻寸鐵未成等等。

  “黨派之爭”引發利益對抗。“黨派之爭”甚至“黨派惡斗”結果之一便是形成合力困難,難以達成共識。西方多黨競爭制度設計的初衷是通過政黨競爭和在野黨的監督來促使執政黨更好地治國理政。但是,多黨制實際上是把一個社會統一體人為地分割成無數個利益團體,然后試圖通過政黨來進行整合。而事實上各大黨派立足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將各自的黨派利益凌駕于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之上。同時,各大黨派對執政權的爭奪,注定彼此之間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張將漸行漸遠,掣肘對立,相互否決。其后果是貽誤了國家發展時機,損害了國民福祉。有學者就指出,多黨制存在著諸多弊端,如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內耗、政府施政效率的低下、容易滋生腐敗甚至引發社會不穩定進而導致社會分解等等。[21]可見,西方多黨制這一政治制度設計問題重重,與民主初衷已漸行漸遠。

  四、幾點啟示

  很顯然,無論是西方資產階級學者還是持有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學者,都一致看到了西方式民主的現實困境,并對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進行了深刻剖析。但西方學者更多的是從制度運行層面進行研究,雖然也不乏深刻的洞見,但囿于其價值立場,他們很難看清西方式民主的片面性、虛偽性和不徹底性。馬克思主義則深刻地分析了西方式民主的階級本質,揭露了西方式民主的內在困境。

  首先,西方式民主是基于西方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經濟社會發展而產生的適應西方社會的政治制度,并不具有普適性價值。西方式民主是西方獨特的歷史發展過程、社會文化條件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它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之上,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從古代希臘的直接民主制、到古羅馬的混合政體、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國,再到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西方式民主的發展既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也有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階段性特征。其中,資產階級民主是西方民主發展的最新階段,體現了資產階級本身追求自由、平等的內在要求,但正如馬克思所說,“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17]364西方式民主無論再怎樣變換形式,但只要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沒有發生本質的改變,它就不能改變其資產階級統治工具的本質屬性。西方式民主還是建立在西方個人主義文化基礎上的民主形式,是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的政治制度安排,其從根上說反映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如果脫離了西方式民主賴以產生的歷史文化條件和經濟社會基礎,把它看成是適應整個人類社會的理想政治制度安排,如果不是對歷史無知的表現,就是西方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的別有用心。曾經風行一時的西方政治發展理論,曾經給非西方發展中國家規劃了一條通往西方式民主的發展道路,一些非西方發展中國家也曾對此奉為圭臬,但今天看,這種簡單的移植和照搬,不僅沒有給這些發展中國家帶來自由和民主,相反,卻給這些國家帶來了政局動蕩、經濟停滯、民生凋敝的現實困境。這充分說明,西方式民主本身就帶有先天性的基因缺陷,并不能推廣至所有國家和民族。

  其次,西方式民主雖然遇到了現實困境,但由此就斷定西方式民主已經失敗的結論還為時過早,西方式民主依然具有一定的彈性和較強的適應性。面對西方式民主在運行過程中出現的治理失效、選舉亂象、金錢操控、效率低下等弊端,西方學者和中國一些學者都進行了分析批評。但如果由此就得出西方式民主已經失敗的結論還為時過早。一方面,我們要看到,西方式民主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會隨著資本主義社會整體的發展而發展,而資本主義社會從目前看仍然具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面對經濟全球化和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西方式民主也在不斷調整和適應,它仍然具有較強適應能力。應該看到,正是一些西方學者看到了選舉民主的弊端,才提出了“協商民主”的概念,進一步完善了西方式民主的運作方式;正是因為一些西方學者看到了西方式民主治理失效的弊端,才提出和實施了強化行政權力的主張。可見,西方式民主依然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那種認為西方式民主已經失敗的觀點,實際上低估了西方式民主的自我調適能力。因此,必須認識到,與西方式民主的斗爭是長期的、艱巨的,任何盲目樂觀的思想和情緒都是要不得的。

  再次,民主政治的真諦在于人民當家做主,只有不斷地逼近或實現這一真諦,才是民主政治擺脫其現實困境的根本出路。西方式民主的真正困境實際上是受資本邏輯的驅動,西方式民主在演進過程中越來越背離了民主政治的真諦,是西方民主先天的基因缺陷而形成的民主理念與民主實際運行的悖論所導致的。它的根本缺陷在于人民在形式上有權利,而實際上不能真實享有權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的參與權利,”[22]293這是典型的形式主義的民主。況且,人民在投票時也受到資本邏輯的宰制而不能完全表達自己的真實意愿。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式民主的困境并不是簡單的制度設計問題,也不是簡單的制度運行問題,它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經濟基礎決定的,是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決定的。要擺脫西方式民主的現實困境,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中是做不到的,只有變革資本主義制度,才是西方式民主擺脫其現實困境的根本途徑。這也昭示我們,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必須堅守人民當家做主這一核心理念,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用制度體系來保障人民當家做主,讓全體人民依法享有管理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真實權利,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

  最后,必須進一步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信念,絕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以來,國內外一些人都對西方民主存在著一種頂禮膜拜的現象,試圖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但從西方式民主的現實困境和人們對西方式民主的批判中可以看到,西方式民主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存在根本性缺陷。因此,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我們需要借鑒國外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能放棄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22]286如果盲目照搬西方式民主,不僅會水土不服,甚至會葬送我們國家的前途命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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